见事早、得计早的谋断力，总是在总结实践的经验包括总结失误的教训中积累和增长起来的。一个成熟的领导者，对有的事情可能见事早，得计早，对有的事情则未必。毛泽东曾经坦言，新中国成立后，有些事情自己也没有料到。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他总结了这样几件事：“没有预料到1957年出现这么大一个风潮，右派进攻。此外，还有两件事没有预料到，一个是反斯大林的大风潮，全世界的共产党跟着倒霉，连我们也无光彩，苏联共产党也没有光彩。再一件就是没有预料到经济指标定高了。（今年）1月上旬我召集的那个小会，陈云同志讲估计完不成，这种话应该听。”反思在见事、得计问题上的不足，本质上就是总结经验，以便更好地出主意。早在1941年，毛泽东就讲过，“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邓小平晚年也说，他最关心的事，“一个总结经验，一个使用人才”。可见，总结经验也是“出主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终提出好主意的重要认识基础。

出主意、做决策不是一个人的事，通常情况下要有一个听取别人意见、汲取别人智慧的谋断过程。按毛泽东的说法，要“多召集几个会议商量，然后才能有断，所断便是善断”。汉高祖刘邦，毛泽东认为他算得上是一个“从谏如流”的历史范例。在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详细讲了刘邦纳谏善断的几件事情：一是听张良劝说，把已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韩信封为齐王；一是楚汉以鸿沟划界之后，听张良、陈平之劝，乘胜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一是刘邦称帝后想建都洛阳，但在听了刘敬的建议之后，决定定都关中长安。这些见事早、得计早的主意，虽然不是刘邦提出来的，但他能及时采纳决断，做出明智选择。更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总有人给他献计，改变或完善他的想法，不能不说与他平时注意营造“出主意”的氛围有关。毛泽东在读《史记·高祖本纪》的批注中，说“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这个判断的依据，恐怕与刘邦在“出主意”这个问题上远远超出项羽紧密相关。 在历史上，还有一个人的谋断决策方式引起毛泽东的重视，这就是五代时的后唐庄宗李存勖。《通鉴纪事本末·后唐灭梁》记载，李存勖把部属康延孝叫到家里咨询灭梁之事，康延孝认为，梁兵目前聚集在一起，我们不能硬打，等到他们分兵合击我们时，每处兵力就减少了，那时可“率精骑五千，自郓州直抵大梁”。李存勖依计而行，果然夺取了郓州。还有一次，李存勖屯兵朝城，后梁几路大军合围压境，而李存勖却粮草匮乏，难以支撑，于是召集诸将开会研究。结果大家都认为应该退兵求和，但李存勖听了十分不悦：“如此，吾无葬地也。”随后，他单独找部将郭崇韬商量，郭崇韬则建议，部署一些兵将留守朝城，由李存勖亲率精兵“长驱入汴，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并说这个主意他曾经和康延孝仔细商量过。李存勖欣然同意，果然取胜。毛泽东读到这些事，批道：“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者，可谓识时务之俊杰。”“已成摧枯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