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大代价和挑战，其实在文化、道德和意识形态方面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人民万众一心，投入了火热的建设事业，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的土地上，历尽艰难险阻，建起了国家工业化的基本框架，并在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男女平等、扫除封建迷信与社会积垢、普及教育和医疗、提高人均寿命等方面，取得了巨大历史进步。但是，对单一公有制教条主义的迷信和对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固守，不断拉大了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国门外时而传进的各种信息更使人们无法回避自己仍然贫困的现实和与世界正在不断拉大的差距。而连绵不绝且越演越烈的政治运动，使得许多本来神圣的信念和意识形态偶像先后跌落下神坛。这不能不说是30年前中国的真实境况。

我们党启动的改革开放大业开始给中国大地重新带来了活力和希望。但是，改革开放发展多种所有制和商品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并不完全一致。在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人们的思想已经相当混乱和迷惘，党的执政能力受到严重考验的关头，在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好的情况下，进行“主义”之争显然不合时宜。特别是在我们党刚刚明白什么(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还说不清楚也一时证明不了什么才是社会主义的时候，面对坚持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和主张西方模式的种种干扰，改革开放在理论上似乎并不占明显优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用“不争论”智慧地回避了意识形态问题。在保证共产党执政、政体连续性从而国家统一稳定的大前提下，直面现实的“猫论”成为改革披荆斩棘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30年多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正确发展道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在过去30年的进步，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几千年。中国不仅已经明显地走在实现其强国梦想的道路上，而且以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税的终止为标志，第一次真正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但是，中国的这个现代化转型当然不是没有代价的。除了人们经常提及的环境资源的代价以外，其实真正最大的代价是教育、文化、道德和意识形态的代价。因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不可能长期靠“不争论”来满足其文化和意识形态需求的。而共产党，一个靠意识形态的制高点而取得政权的政党，也不可能长期靠意识形态领域的“不争论”来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因此，从当年的“不争论”到今天能够再讨论，其实是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模式的成功，反映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行性，反映了党执政基础的稳固和对前行目标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