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普通人来说，遵守社会伦理应该优先于政治伦理，这就是政治的边界。

冬奥会冠军周洋的获奖感言被批评事件，正富有戏剧性地展开着。体育局某领导的发言不过是批评年轻人要对国家的支持心存感恩，增强爱国主义。在“举国体制”既是体制又是思维的体育界，这个发言无可厚非，因为国家把主要的资源都投入到少数的尖子队员身上，而能够走上奥运舞台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感谢父母”和“感谢国家”有着根本的区别。前者属于社会伦理，表达的是人的天性。父母的养育之恩，理应时刻铭记，如果不能心存感恩，则不如禽兽。后者属于政治伦理，涉及的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政治属性首先表现为个人是生活在特定国家的公民。作为公民，个人既受到各类法律制度的规范和约束，也享受着国家提供的各类公共品和保障的权利。但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是有清晰边界的，公民在公共生活中有服从国家的义务，国家也不能干预公民的私人生活和个体空间。

然而，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强烈家国情结和爱国主义传统的国家里，很容易把对祖国的感情与对国家的认同混合在一起，作为制度综合体的国家也往往取代了作为人文历史地理综合体的祖国，政治伦理也随之具有了至高无上性和无限的边界，凌驾在社会伦理之上，甚至干涉到日常社会生活之中。连普通人的日常言行也不得不注意政治正确性。文革给国人的深刻教训之一就是，不能让政治无限扩张，为了政治忠诚而牺牲家庭情感。

也许有人会说，在国际赛场上，运动员是国家的代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确，对于每个运动员来说，在赛场上升国旗、奏国歌是他们刻苦训练、努力拼搏的目标。但对于他们来说，完成了这些目标就是对祖国和国家的最好回报。他们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政客，不需要用严密而周到的话语来照顾到各方的要求和利益，更不要用溢美的词句来表达政治忠诚。只要他们能够赛出风格，比出水平，就在国际赛场上完成了自己的政治使命。“感谢父母”脱口而出，正是纯真自我的真实反映。爱父母是人的天性，理应高于其他的认同和忠诚。如果连对父母都不能心存感激，那么其他的所谓忠诚肯定是苍白无力的，甚至是虚伪的。在这个问题上，反倒是中国传统的政治认同逻辑：“齐家—治国—平天下”更显得合情合理。

对于普通人来说，遵守社会伦理应该优先于政治伦理，这就是政治的边界。但对于政治家和官员来说，他们不仅要做遵守社会伦理的模范，更应该时刻遵守政治伦理，因为他们不仅是普通的公民，还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在完成守护公共利益这个基本职责的过程中，政治伦理绝对优先于社会伦理。所以才会有“六亲不认”、“任人唯贤”的说法。然而，对于一些政治家和官员来说，政治伦理的边界不仅不清晰，而且毫无约束。他们可以在言论上信口雌黄，也可以在行为上恣意妄为。因此，这些年来，我们听到了许多的“雷人”言论，也目睹了许多的“不耻”行为。普通事件动不动就被上升到政治高度，用所谓的国家利益来挤压公共空间乃至私人空间。

改革开放30年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把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区分开来，并且给前者更独立的空间，个人有了更多的自由，公民权得到切实的实现。我们应该珍惜这个成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提供制度上的支撑。（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