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文化原因：传统“官本位”吏治文化的深远影响

被问责官员复出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官本位”文化在作怪。表现在：

干部身份。从19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大党章和1982年通过的《宪法》到2006年中央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三个法规文件，使我国在废除领导干部职务任期终身制方面的立法与履行的工作渐趋完善。但是，对干部身份的改革却远远滞后于对职务任期的改革，各种改革几乎对其从未提及，这为官员复出留下了制度后门。第一，干部身份是终身的，即使是被开除公职和受到党内处分也是干部，这就使官员复出有了身份依赖；第二，干部身份带来的待遇也是终身的。在我们国家，有了干部身份，无论你是在职还是离职、在岗还是退休、被处分甚至是触犯法律，干部身份所带来的待遇是基本不变的。

“任人惟亲、任人惟近”的选拔原则。当前，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任人惟亲、任人惟近”的选拔原则成为用人潜规则，群众对此强烈不满。这些官员复出的背后，就有用人腐败问题的存在。一些地方的主要党政领导，置党纪国法于不顾，以“任人惟亲、任人惟近”为原则，在干部选拔上，选拔任用有亲属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同事关系、老乡关系、战友关系、上下级关系、业务关系的人，打压德才兼备的人才和后备干部，致使一旦现任干部去职，出现无人胜任的局面，为这些官员的复出和继续腐败寻找到了合适的理由。

“官官相护”的部门作风。反腐败的重点对象就是党政部门“官官相护”的部门作风。在传统的官僚制作风的影响下，官官相护成为反腐败的大敌，一些地区的干部“抱成团”、部门“连成片”，形成“权力联盟”，大搞暗箱操作，欺骗愚弄上级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基于这些原因，一些被问责官员也没有真正受处分，而是装装样子，避一避风头，过后再给他换个“顶戴”或者换个地方继续“当官”。

(三)社会原因：官员复出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

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社会监督，是各种权力异化现象产生蔓延的重要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行为前监督方面，民众缺乏对官员选拔、任用、复出等开始环节的监督，譬如其是否具备重新任职的知识、能力、道德等基本条件。二是在行为中监督方面，譬如对要复出官员的任期考核、绩效评估、成绩鉴定等，都由于权力运作者“暗箱操作”，社会监督显得柔软无力。三是在后果监督方面，作用也很弱小。如有些官员复出，如果不是被网友爆料，估计也不会产生那么大的社会轰动，但即便是这样，其结果往往也是不了了之。

(四)认识原因：对实行问责制的目的理解存在偏差

问责官员复出失范还有对问责制认识上的原因，就是未能正确理解问责制的意义，对问责的目的的认识存在偏差。第一种偏差认为，实行问责主要是为缓解舆论压力实行的暂时措施。公共权力部门迫于舆论的压力，高调问责官员，等舆论风平浪静时，被问责的人员便可以官复原职、异地任职甚至加官进爵。第二种偏差认为，问责制是“批评干部”的一种方法。很多人认为，问责不过是对犯错误的官员一点“皮不痒、肉不痛”的批评罢了，都是党和国家多年培养出来的干部，党和国家不会也不能因为他们犯错误就永不续用，只要承认错误，复出就是正常的。第三种偏差更是错误地把问责制当作官员的“政治秀”。一些地方“高声”、“高调”问责不是要解决问题，而是赶时髦，吸引群众眼球和社会媒体，捞取政治资本，因而不可能有实际行动。因此，“高潮”过后出现干部的“低声”、“低调”复出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