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

通过制度性安排让劳动者掌握自己的命运

财富创造和分配机制转型，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转型问题。为什么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收入比重下降？为什么劳权明显弱化？关键在于劳动力要素所有者还没有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还缺乏一种制度性的安排。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具备一种“金三角”的社会结构，由工会代表劳方（雇员），由雇主协会代表资方（雇主），由人大和政府代表国家。目前来看，资方力量（含国有资本）在一些地方还比较强大，相对来说劳方的力量比较薄弱，没有形成“劳资谈判”协商的机制。虽然一些企业也有工会，但是在关键之处（如通钢事件，如山西黑砖窑等等）人们看不到工会的力量。需提出工会转型的问题，工会不应成为行政组织的依附力量，而应有其相对独立性。这就涉及深层的体制改革问题。只有社会形成一个劳方———资方———政府三方制衡的“金三角”结构，才能从制度上为克服“向非劳动者倾斜”的问题提供支撑。

除了“金三角”结构外，还有政府自身的转型更是刻不容缓。我们不妨探讨一下，收入分配的三方面倾斜（向非劳动者、向政府部门、向垄断性行业），哪个倾斜度最高？或者说，在解决“三个倾斜”的过程中，哪方面的利益约束最为严重？我认为是政府。

一则，从倾斜度看，1999年~2007年，中国总储蓄率从37.1%提高到51.8%，提升了14.7个百分点。那么这14.7个百分点是如何构成的呢？我们要找准问题的关键。数据表明，同期政府储蓄率从2.6%上升到10.8%，提高了8.2个百分点；企业储蓄率从14.6%上升到18.8%，提高了4.2个百分点；居民储蓄率从19.9%上升到22.2%，仅提高了2.3个百分点。如果只说大数的话，恰好形成8—4—2的“三级台阶”。即是说，居民是“低台阶”，企业是“中台阶”，而政府是“高台阶”。

二则，从解决“三个倾斜”问题的主体和客体来看。对于解决收入分配向非劳动者和垄断性行业倾斜的问题，改革的主体与客体是分离的；而对于解决收入分配向政府部门倾斜的问题，改革的主体和客体是一体的，也就是说，是由政府自己改自己，“用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儿”，这恐怕是最难的。

除此之外，我们讲了多年的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至今未见全面启动，这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