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社会保障政策调整的战略选择，宜从弥补制度缺失、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入手，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推进这一制度沿着公平、普惠、可持续发展方向发展，在解除全体人民生活后顾之忧的同时，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并增进人民的幸福感与尊严感。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解决未参保人员基本养老保障遗留问题，积极推进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加强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建设，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今年再提高10%。这表明，政府要通过调整和完善社会保障政策，把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升级为中水平、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均衡动态衔接，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一个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安全网，使人民生活有基本保障、无后顾之忧，真正分享发展成果。

政府社会保障政策调整面临的战略机遇

社会保障的刚性发展和路径依赖，决定了政府社会保障政策的调整必须服从长远的需求，而只有从战略高度认识社会保障政策调整的机遇，才能真正认真考虑长远的发展需求。

一是社会保障政策调整的动力。社会保障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推进器”、实现社会公平的“调节器”以及维护社会安定的“稳定器”，其政策措施需要不断地调整、衍变和完善，这既是其内生动力所致，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识。首先，调整社会保障政策能及时有效防范和应对社会风险，从而使社会成员在面对市场经济风险、个人能力存在差异等诸多因素影响下增强抵御能力；其次，调整社会保障政策能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效供给，激发社会资源禀赋活力，社会成员在发挥能力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可以消除种种后顾之忧，激发潜能；再次，调整社会保障政策能保证与提高社会成员未来生存与发展的水准。

二是社会保障政策调整的拉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试点经验，是调整社会保障政策的力量之一。譬如，城镇社会保障试点的重点，集中在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的扩大覆盖面、多层次保险体系与做实个人账户、提高统筹层次等问题上；而农村社会保障的试点，则集中在如何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创建个人账户与储备调剂金相结合的制度新形式。同时，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农民工与小城镇农转非人员、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成为城镇社会保障与农村社会保障相衔接的“前沿阵地”。毫无疑问，社会保障试点地区的经验，客观上成为我国社会保障政策调整的拉动力量。

三是社会保障政策调整面临的压力。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着城乡分割与地区发展失衡、人口老龄化与人口流动加速、工业化、城市化、就业形式多样化、收入分配不平衡等严峻现实以及城乡社会保障不平衡、覆盖范围小、统筹层次低、制度不够完善等诸多挑战。制度缺失、各种差距的存在，使得诸如农民工等新社会群体在社会保障问题上出现了政策“盲点”，以往改革中因经验不足带来的不良后遗症，直接限制了社会保障功能的全面正常发挥，也极大地牵制了国民经济新变革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政策取向。因此，社会保障制度在改革中遇到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城乡二元体制下的社会保障制度运行遭遇的瓶颈，成为社会保障政策调整的无形压力。

四是社会保障政策调整具有可支撑的财力。2010年，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将会跃居世界第二位。未来30年内，只要我国改革开放持续推进，经济增长仍然将会领跑世界主要经济体，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上。尽管我国目前的财政收入和社会保险费收入占GDP的比重不到25%，社会保障支出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国家和人均GDP3000至6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9.9和18.3个百分点，但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特别是第二、三产业的迅速发展，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还有提升空间，这为民众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提供了资金保障。不仅如此，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呈不断下降趋势。据预测，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到2020年、2040年将分别下降到40%左右和20%以内，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这将为社会保障政策的调整奠定可支撑的财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