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仍将深入发展，我国应当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需

《报告》指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没有改变；全面适应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内发展要求，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今年发展对外贸易的主要着力点是拓市场、调结构、促平衡。这就要求我们把握机遇，继续重视和利用外需。

应当看到，外需虽然在总需求中处于次要地位，但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是能够调节内需波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数年份出口与国内需求反向波动，发挥了调节总需求的作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我国有两次收紧内需、控制通胀的经历，外需对增长的贡献1986年和1987年分别达到31.8%和26.2%，1989年和1990年分别达到44%和50.4%，发挥了稳定总需求的重要作用。二是吸纳就业能力较强。我国出口产业相对集中在劳动密集产业和加工环节，工业百万元增加值的就业密度（就业人数/百万元增加值）平均为6.37，而主要出口产业的这个指标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如纺织业为12.74，服装、鞋帽制造业为18.29，家具制造业为14.12，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为17.36，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为21.52，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7.42。显然，创造同样的GDP，外需能吸纳更多就业。三是有助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有调研表明，沿海以出口为主的6个城市，农民工的收入高出内地1/3以上；同一城市，外资企业农民工的小时工资也明显高于国内企业。这也是国际上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处在发展中国家的外资企业提供的劳动报酬虽然远低于发达国家，但与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比较相对较高。四是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我国多数出口商品不是高消耗、高污染产品，例如排在出口前两位、占出口总额接近一半的电子通讯及计算机和纺织服装行业，就具有劳动密集和相对节约环保的特点。特别是加工贸易产品，大部分是引进国外资源和技术密集的投入品，我们再投入劳动力加工出口。例如，与在国内经过棉花种植、纺织印染和服装加工三个环节后再出口成衣相比，更好的选择是以加工贸易方式从事3倍的服装加工出口，因为棉花种植需要土地，印染环节有污染。出口商品中也有资源消耗高和污染环境的产品，但比重不大。最近几年，6类45种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占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不到7%。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应正确理解出口收益。出口收益应当与新创造价值部分即增加值相比，而不应与出口额相比。例如，如果以加工贸易方式仅从事服装加工环节，就不能以包含了棉花种植和纺织印染环节转移价值在内的服装出口总额作为分母来计算盈利比率。假设以增加值计算的盈利比率达到10%，若以全部出口额作为分母计算，盈利比率就会被“摊薄”为3.3%，其真实获利程度被低估。今后，应努力提高出口商品的增加值和收益水平，同时综合考虑扩大就业和节约资源、节能环保等方面的要求。

同时应当看到，经济全球化将推动外需继续扩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危机时期往往成为危机最深领域全球化的跃升期。其原因在于各国危机程度不同，危机较重国家的企业难以自保，需要危机较轻国家的企业投资重组，这便拓展了经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上世纪90年代拉美和亚洲两次金融危机后，各国金融资产中外国资产的比重平均上升了约7个百分点，银行业的国际化程度显著提高。IT（信息技术）泡沫破裂后，IT产业的全球重组和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经济全球化必然推动贸易增长。可以预计，这次危机之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国际贸易发展趋势总体上不会逆转，跨国产业重组更趋活跃，不少陷入困境的科技型企业、资源业企业正在寻求被收购兼并，这正是“好的国家和企业”加快发展的机遇。

推动内需外需协调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

促进内需外需协调拉动经济增长，完善体制机制是关键。一是有效调节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居民收入和即期消费能力。二是加快服务业改革开放，重点是放宽准入、引入竞争、降低成本，扩大居民服务消费。对于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服务业，应发展多元提供主体和多种服务方式。我国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压力突出，应扩大服务出口，提供更多适宜岗位。三是理顺资源产品价格。价格机制扭曲，影响两种资源在两个市场上的配置，影响内需和外需结构。例如，当某种资源定价过低或者资源环境成本没有完全体现在产品价格中时，就会大量低价出口，导致外需不合理增长。四是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不健全，就会产生不合理的要素跨境流动。如果外资长期享有优惠政策，就会抑制内资获得平等发展机会；如果国内资本市场效率不高，好项目就会到海外融资，良好获利机会就给了国外投资者；如果投资者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有些资金就可能转向境外。五是有效使用市场和政府两种调控手段。在外需或内需出现严重波动时，需要政府采取措施加以干预，防止总需求波动过大；而在正常情况下，应该让市场机制有效发挥基础性作用，在内销和外销、进口和出口、内资和外资以及各类市场主体地位等方面，总体上保持政策“中性”，慎用倾向于某一方的干预政策。这是合理配置内需外需的重要前提。有了这个基础，政府有限的干预能力就能集中于战略领域和非常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