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投入与产出

很多人对文化的投入与产出理解简单化，认为文化产品跟其他商品一样，只要投入就会立刻得到回报。从表面上看，许多时候情况确实如此。一手钱，一手货，在一个较短的周期内“文化”实现了从价值体向金钱的转换。然而，从整体和长期来考察，文化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产出又迥然有别于一般买卖。本质上，文化是由“意义”构成的价值，但同时，它又表现为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重“价值”虽然不在同一语境中定义，但实际上在被消费即发生影响的过程中，二者是相互作用的。“意义”构成了物的“有用性”，使文化具有了满足需求的能力；而这种“有用性”在让渡的过程中又必然地把“意义”展示出来并形成塑造消费者心灵、趣味、品格等精神层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恰恰是文化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基本特质。因此，除了能够被我们直接感知的“产出”外，文化还有更深层次的效用和效益。

第一，此时投入，彼时产出。由于文化价值的形成和释放具有缓慢、渐进的特点，也就是说，对文化内蕴的深层阐释和具象表达往往不能一蹴而就，文化的投入与产出有可能不是同时表现出来。一件富有价值的文化产品，有可能影响几代消费者。甚至它在诞生之际并不受宠，而在以后的岁月里成为晚辈后人的最爱。这种特点尤其体现在文物或历史风貌上。很多著名的器物、景观、文化设施，都是从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流传下来的，时间的久远使它们的文化内涵日益凸显，从而获得了难以磨灭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因此，真正的文化创新不能草率速就，应当着眼于“可持续”地释放价值，即从为明天创造优秀文化遗产的角度来打磨、来创造感动心灵的精致之物。

第二，局部投入，整体产出。一部文化经典，常常在激发民族自豪感的同时改变了世界对这个民族的某些偏见和误解；寥寥数处的文化设施或作品都会成为一个城市展示形象的窗口或名片。在文化底蕴深厚、文化创新活跃的地方，经济活动甚至居民的日常生活都不同程度地拥有了文化的意蕴或品格。文化的溢出、扩散效应是如此充分，以至于文化的投资者无法确定自己的收益边界，地区或城市的管理者也习惯于从“协调发展”的角度，试图以“局部”的文化来提升地区或城市的整体价值。即便从文化投入的地方很难获取回报，但他们为了激活、增强地区或城市的文化氛围、底蕴、活力而坚持不懈地进行文化投入。文化效应能够溢出是由于文化乃是民族、大众普遍价值、共同情怀的典型表达。无论选择什么主题、何种体裁、哪些手段，优秀的文化作品必定携带民族、大众的认同基质，在对内激发起深切共鸣的时候对外展示独特性。首先，文化投入不需要遍地开花。不是要在每个行业、每个部门都投入，而要有选择地投入，画龙点睛。美国的克利夫兰市是一个著名的案例。19世纪，随着工业的兴起，克利夫兰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工厂化城市，很多著名的公司都在那里安家落户，但它同时又是个典型的缺少文化的城市。人们形容，每天下午五点以后，克利夫兰就成了一座“死城”，在这里工作的人们都到其他城市去过夜生活。最后，这个城市的政府下台。留守的一位副市长后来在当地企业的扶持下提出“明天克利夫兰计划”，从加强文化建设入手，把原来废弃的火车站建成商业文化中心，还在城中建设大学城、博物馆，成立摇滚名人堂等，满足人们工作之余的休闲、娱乐、购物、学习等各方面需求，用文化给这座死去的城市灌注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不久，企业和人流又重回克利夫兰，这里恢复了往日的繁华。其次，文化产出未必就在投入的那个特定的对象和地点。尽管文化不构成这个地区或城市任何实用的部件或功能，但由于经典的文化作品典型地抒写了特定群体的价值、趣味和追求，能够成为他们娱乐、抒情、审美或学习的载体，因此，他们还是更愿意把“文化”作为地区或城市的最高价值和识别标志，乐于循着文化的气息和踪影进入其多姿多彩的世界。文化这种“以少总多”，以局部带动整体的产出特点，给文化的投资者、经营者带来诸多启示。北京保存了中国最优美的五个城区之一的什刹海。什刹海的胡同、四合院、寺庙、王府以及水面等承载了原汁原味的老北京文化。很多北京人都惊叹，整个北京都变了，但什刹海没有变。作为首都城市记忆的一个博物馆，金融街、王府井、中关村乃至整个城市也因为有了什刹海而升值。政府对什刹海一直以来的投入，在什刹海并没有看到显著的经济回报，但它对北京、对北京人却是一件富有意义、不可或缺的事件。那些产业功能区的经济收入很难说没有什刹海等名胜的文化贡献。

第三，此样投入，彼样产出。文化建设是需要花钱的，文化所构筑的软实力最终也要表现为国家、地区或城市综合实力的一部分。但每一次的文化产出并不都以货币或物质的形式来结算。这是因为，首先，作为意义的价值，不仅可被重复消费，而且在不断被消费的过程中，“意义”不仅没有被消耗掉，反而持续强化并构成消费者精神力量的一部分，而这股力量恰恰是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内在条件；其次，文化建设不仅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基于日常娱乐、抒情、审美、学习的个性化需求，更重要的是，它还要满足执政党基于执政需要的构建共同精神家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总体需求。尽管二者在根本上是极其一致的，但具体的满足方式和途径却又有着很大区别。前者更多的是靠消费者慷慨解囊向市场购买，而后者更多的是通过公共文化建设来实现。因此，我们屡见不鲜的是，除了文化产业之外，宣传文化工作每年的结算表一般都不反映其盈利率，因为在这里，文化产出已经找到了另外的恰当方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收获的是理想信念的坚定和共同奋斗思想基础的夯实；文物和古都历史风貌的保护和传承收获的是共同记忆的保存以及当代人的自信心、自豪感；传统文化价值的深度阐释和文化元素符号的提炼、推广，收获的是认同感的构建和软实力的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和精神文明创建，收获的是社会情绪和谐、文明风尚的形成……。这种产出，虽然无法用数字统计，却是国家、民族最珍贵的财富；虽不能立竿见影，其作用却无处不在，历久弥深，常常会于国民的行为习惯、气质间自然流露出来。南方50年不遇的冰霜灾害阻断十几省市的煤气电运，但回家过年的人流依然澎湃不已。大包小裹、拖家带口、长途跋涉、迎风斗雪，表达的便是绵延数千年的“团圆”意识和“家”的精神；奥运圣火祥云在英法传递历尽曲折，但世界华人自发地高扬中国国旗，结会游行，网络签名、短信互勉，形成抗议西方媒体、政界不公的强大力量，展示的便是自强不息、凝聚不散的爱国情怀。因此，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贸易顺差并不是唯一的追求。政府要高度重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