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住房、教育、医疗遭遇民意“滑铁卢”

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衰退及工业化国家的缓慢复苏，降低了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的可能性。尽管大规模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已在短期内发挥了作用，但扩大公共投资和货币扩张是有限度的。要实现经济在中长期的持续增长，需要调整经济增长结构。

从供给角度看，中国服务业具有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的巨大潜力。亚行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服务业产值在GDP中占42%，从业人数在就业总人数中占35%，远低于其他同等人均收入水平的国家。然而，要挖掘服务业的潜力，还需要进行综合性的改革，如清理一些政策障碍：过高的市场集中度和进入壁垒、对外资企业直接参与的限制、偏向制造业的激励措施、资金配置的低效率、滞后的城镇化和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对教育和培训投资不足等。

事实上，中国“十一五”规划已经制定了一些目标，例如将服务业在名义GDP中的比重从40.3%提高到43.3%，将服务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从31.3%提高到35.3%，将研发费用在GDP中的比重从1.3%提高到2%，将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43%提高到47%，但是亚行判断根据过去四年中国发展的趋势看，这些目标在2010年底实现仍有困难。

从需求角度看，重视扩大居民消费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中国现有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下，居民消费在按支出法计算的GDP中所占的份额在过去20年中下降了15.8个百分点。投资扩张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对自然资源不可持续的开发。如果国有企业能持续获得公共投资，就会迅速而直接地扩大生产规模，这样很容易导致全社会投资规模扩大。相比之下，增加居民消费则需要不断提高购买力，并改变国民的储蓄习惯。

由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份额不断下滑，中国居民消费的增长受到了制约。亚行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从1997年的66%降为2007年的58%，而政府收入的比重却从17%上升到20%，企业收入比重也从17%升至22%。

媒体报道，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等，于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进行了四次全国范围内的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

国民财富结构迅速调整，使国企和大批民营企业纷纷将资金投入楼市避险。国企大举进入，抬高了土地价格。2009年3月份后，房价连涨10个月。1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7.8%，2009年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比上一轮暴涨时期的2007年高20.8%，一线城市数据则更高。

对于中国一些主要城市房价上涨过快的状况，亚行高级经济学家庄健认为，中国应当采取措施预防房地产泡沫，打击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活动。

魏图在回答《中国发展观察》记者提问时则表示，中国房地产市场与其他国家房地产市场有所不同。目前中国的农村人口移向城市，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要经历很多年，因此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不同。中国的金融市场和投资产品渠道少，因此，大量资金涌向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价格如脱缰的野马，如何牵住“马头”？4月中旬，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措施，更加严格二套住房信贷管理等举措，试图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

住房、教育、医疗被民众戏称为新的“三座大山”，遭遇了民意的“滑铁卢”，因此，有针对性地提供保障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并继续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以往调结构更局限于产业结构，现在则认识到，调结构首先是调整收入分配的问题，其次是消费不足储蓄过高问题，然后是内需不足、外需过高的问题，最后才是产业和区域问题。

经济学界表示，伴随着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主题。过去30年中国GDP高增长率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就业增长。相反，在过去几年里，经济增长的资本密集特性使GDP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进一步弱化，中国出现了大批剩余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而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使情况进一步恶化，主要表现为福利的地域限制和对劳动力转移的户籍限制。

亚行专家认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深入的改革。改革的主要目标是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劳动力流动，包括放宽户籍登记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其涵盖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劳动者；建立农民工福利转移接续制度，加强劳动力流动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间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城镇化的加快将推动改革进程，其中，城镇化尤其有助于提高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

中国社会结构脆弱性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制约已受到决策层关注，将在2011年3月公布的“十二五”规划，为确立新目标和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提供了机会，“这包括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以及相应的政策调整”，亚行专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