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先生对国史国学的研究贡献巨大，成就卓越，声名远播。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吕思勉文集》最近又新添了几个品种，其中《吕著史地通俗读物四种》辑录了《苏秦张仪》、《关岳合传》、《中国地理大势》、《三国史话》四种著作，前三种皆为吕先生而立之年的力作，他在这几部通俗读物中论说历史，臧否人物，文采飞扬，新意迭出。

说起三国，人人皆知易中天和黎东方，殊不知吕先生的《三国史话》才是细说体和史话体的滥觞。吕先生以三国纷争为主线，以官渡、赤壁、夷陵战役为框架，以曹操、刘备、司马懿为主角，用浅显易懂而又颇具吕氏色彩的文字，娓娓评说三国的人物和事件，深入浅出，引人入胜。重读这些七十年前的文字，仍让人觉得有才有识，文思隽永，余韵流长。大概吕先生是较早替曹操翻案的读书人。在他的笔下，曹操执守臣节，不肯篡汉，是公忠体国的文臣，是舍生忘死的武士，是恪守封建道德的文武全才，由他来“结束封建时代，真是封建时代的光荣了”。

《关岳合传》（1916年初版）浓墨重彩地讴歌了中国古代的两位大英雄关羽和岳飞，其神勇壮烈跃然纸上。在作者的眼中，两位名将之忠义、将略、人格皆旷世绝伦，为千古楷模：“古今猛将多矣，然其威名远播，未有若关壮缪者。”又云：“从古用兵，百战百胜之将，无如忠武者。”吕先生跳出演义小说的窠臼，从两位英雄的死因寻找历史的真相，尤其值得读者注意。关羽传和《三国史话》都将关羽的死因归咎于刘备的战略失误。赤壁战后刘备汲汲于夺取益州，并与曹操争夺汉中，关羽独领一军坚守荆土，以牵制魏军；虽以襄樊大捷震动许洛，但终因前后无援而死于吴国的阴谋。而刘备急于夺取益州正是荆土丧失的祸根，是关羽之死的远因，亦使日后诸葛亮的伐魏之举仅剩北出一途而屡出无成。所以关羽之失荆州，应归咎于刘备的贪心，亦成为他的致命伤。对岳飞的死因，吕先生更是探幽索隐，折衷史事，作公允之论。秦桧杀忠臣，成和议，人所共知，千古冤愤。然而岳飞之死的主因，却是宋高宗猜忌功臣的心病（历来收复疆土、功高震主之人皆被视为皇权的最大威胁）。宋高宗在前线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不顾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剪除将帅，削夺兵权，一意求和，偏安一隅，以达到巩固其一人之权位的目的，故宋金和议告成则岳飞必死无疑。而岳飞个人的悲剧性结局，不仅标志着政治的黑暗至此而极，更预示了赵宋王朝必定衰亡的大势。

《苏秦张仪》（1915年初版）以战国中期纵横家两位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为主线，评述了他们的胆略、辩才、手腕和人生沉浮，勾勒了当时变幻莫测的外交风云，揭示出纵横家以阴谋之术为体、以辞令之学为用的精神实质。在合纵连横成为战国中期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的背景下，苏秦等游说之士乘势而起，他们对所事之国毫无忠诚之心，为一己之荣华富贵，不惜以邻为壑、覆人家国，因此合纵之策只是纵横家个人获取卿相之位的捷径，而绝无促进六国长期合作的功效。作者通过对合纵连横政策之真相的深入剖析，最后得出外交无法救亡、海内必归一统的深刻结论。

《中国地理大势》（1917年初版）亦作于外患弥亟、内忧益深的民国初年。吕先生在文章的开首就表明了他的创作意图：“我们做了中国的国民，然而对中国的地理却茫然不知，就有些像那不知产业的主人了。我们大多数的国民，都这样模模糊糊的，这国家还保守得住么？”作者在叙述中国各地的山脉、河流、气候、物产、贸易、交通、民俗、宗教时，行文看似轻松风趣，但一触及近代中国丧权辱国的“伤心事”，笔触又变得凝重起来。他不厌其烦地谈到了天津的城墙，大沽口的炮台，威海卫、胶州湾、旅顺的租让，青岛的开埠，香港、九龙的割让，东三省面积的减半，南满铁路的由来，江孜、加托克的通商，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他对祖国山河的眷恋之情，发人深省，催人奋起。

吕先生著作等身，卷帙浩繁，博大精深，尤其是他的断代史、专题史作品，令专业之外的读者望而生畏，因而对普通读者来说，这本雅俗共赏的《吕著史地通俗读物四种》可谓是接近吕氏著作的一条坦途。（《吕著史地通俗读物四种》，吕思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