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年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来看，许多地区的公共安全支出均超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教育、环保、科技创新、保障性住房支出。对于地方官员来说，维稳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直接关系人民福祉的事业。广东惠州仅租用监视器材就花了至少3664万元，而社会保障中的就业补助、国企破产补助、养老医疗保险系统维护、社会救济等11个福利项目经费加起来才5040万元。

据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2009年全国内保费用达到 5140亿，已经接近军费的5321亿元。并且，公共安全支出成为政府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部分之一，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法制日报》报道说，2009年辽宁公安支出是223.2亿。以该省4300万人计算，人均要负担维稳费用500多元，对于一个经济水平一般的省份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健全、庞大的维稳机制也在形成。各地纷纷成立“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由地方重要领导亲自担任负责人。群众工作室、维稳信息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也建到了街道办。福建、江苏、浙江等首倡的“综治维稳进民企”，目前已在全国普遍推开，企业内部也设立了维稳办公室，由董事长亲自挂帅。拥有170万人口的太原市，有人民调解委员会 2622个，调解员 18442人。广西贵港“县乡两级维稳工作平台专门从事维稳工作的人员600多人、村级维稳信息员 3500多人，维稳工作力量渗透到了基层的每一个角落”。

我国是世界上投入维稳成本最多的国家之一。“两会”仅仅是一个平常的例行会议，北京投入安保力量就达 70万人。从 2008年到2010年，河北省用于完善“护城河”工程和公安基础设施的累计投资有49.5亿元。

我们需要反思：能够长久地承受得住如此高昂的维稳成本吗？购买全方位监控系统器材，组建快速反应车队，扩充维稳人员编制，全天候、多对一的监视，无一不需花费大量金钱。根据《河北省公安机关奥运安保侧记》的记述，2007年至2008年，环京“护城河”指挥部和17个检查站就耗资1.2亿元。浙江嘉善县一个环沪“护城河”检查站的投入要达1000多万元。广西贵港的5个群众工作部，74个群众工作中心，1148个群众工作站，每年至少吃掉626万元的财政经费。

今年，处于上海世博会“护城河”周围的浙江永康市创建了“8对 1”的社区维稳模式：“每个工作片的联片领导和常务副片长为责任领导；联片民警、联村干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调解主任、村治保主任为责任人，八个人一起共同负责所在村矫正对象的安置帮教工作。”2010年 1月 12日，贵州安顺坡贡镇发生了一桩普通刑事案件，当地政府为了维稳花费了相当于3年财政收入的费用。在维稳“一票否决制”的压力下，地方的维稳已经到了不计成本的地步。

随着维稳体系的逐渐健全形成，国家要投入多少钱才能维持这庞大的机器呢？维稳是不是未来的中国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