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敌要害部门设立内线危急时刻挽救党中央

中共中央特科建立后就担负对内对外两方面任务，打击内部叛徒虽非常重要却只能起威慑作用，打入敌营掌握情报才能获得叛变破坏分子的线索，同时也有利于帮助指导革命战争。周恩来在特科建立后，为情侦工作提出了“打进去”、“拿过来”的指导方针，一方面派人进入敌特组织，一方面尽量将其拉出来为自己服务。

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内建立情报机构，还晚于中共的特科，而且招募方式主要靠重用同乡和私人，这造成其漏洞百出。中共党员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根据周恩来的命令，利用同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后来的中统）头子徐恩曾建立私人关系，打入其内部担任重要职务，钱壮飞因精明能干还被徐恩曾任用为机要秘书，曾乘机用照相机翻拍了他深藏在内衣兜中的密码本，使国民党的绝密通讯大都被破译。

中共特科从国民党特务机关中拉出来的典型，是其中央调查科驻沪特派员杨登瀛。此人在大革命时期同一些共产党员交往并受革命思想影响，受命赴沪担负特务工作后，中共特科便将他发展为反谍报关系。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得到的一些叛徒告密材料，凡经杨登瀛之手的便被截下来交给中共特科。如从苏联回国准备任军委领导的黄第洪（黄埔一期生）因丧失革命理想，写信给“校长”蒋介石“悔过”并准备出卖中央领导人。此消息经杨登瀛报来并查实后，“红队”便佯称国民党来人找黄第洪谈话，用黄包车将他拉到一个僻静处消灭。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后，要求面见蒋介石，保证在三天内将中共领导机关一网打尽。这一电报拍到南京后先被钱壮飞译出，才使得在上海的党中央几十处机关和数百工作人员能在敌特大搜捕前的千钧一发之际迅速转移。不过，被周恩来誉为打入敌特内部“前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因自身暴露不得不撤出。杨登瀛因顾顺章出卖被捕，这使中共中央在此后很长时间内难以掌握国民党的核心机密。

顾顺章叛变后，特科大量情况被敌掌握。1931年6月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虽向敌屈服却被蒋介石下令枪决。同年秋天，周恩来等领导人离开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中共在大城市的组织此后因缺乏保卫和侦察力量而连遭大破坏，临时中央至1933年初被迫转移到赣南苏区的瑞金。当时党的白区工作遭到全面挫败，虽然有着采取过“左”的斗争形式等多种因素，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关系丧失也是重要原因。

1931年以后的几年间，坚持“左”倾路线的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进入农村根据地和红军后，在保卫工作上又出现了照搬苏联模式的错误。当时在红军和苏区内曾模仿“格别乌”建立起凌驾于各级党组织之上的垂直领导的保卫部门，将党内一些不同意见视为敌对行为而盲目进行“肃反”，造成冤杀许多同志的大悲剧。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周恩来总结以往党内保卫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特别强调暴力手段只能用于除奸，党内政治斗争中不能杀人，“人头不能像割韭菜”，留下活人处理错了还可以平反。后来党内虽然也出现过许多次过火的政治斗争，包括“文革”那样的严重错误，情报部门仍基本未涉及这些斗争之中，党内斗争“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也一直沿用，这又能保证大部分被错整错斗的干部能等到平反的一天。回顾这些历史，人们也更会感到周恩来在党的情侦保卫工作建立初所提出原则是非常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