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探索是进行式而不是完成式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的发展模式远非十全十美，恰恰相反，中国模式有不少缺点，甚至还衍生出不少棘手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处理。因此，对于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创新成果的中国模式的研究，需要置于中国成就与中国问题这两个因素共同构成的语境之中，不能孤立地看待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任何一种片面性的立场既难以正确地说明我们的成就和我们的问题，也难以对中国模式形成正确的评价，更难以为中国模式的完善提供正确的思路和方法。比较而言，如果只看到中国模式所带来的中国成就而无视中国问题固然片面，而如果不着眼于中国成就即主导性方面而过分强调中国问题，则更失之片面。当我们郑重强调中国模式仍然处于探索之中时，是基于中国模式业已基本形成和基本肯定性评价的事实。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有人盯住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批评甚至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但是，“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是什么也是客观的，需要踏踏实实地研究它，观察它，认识它的优缺点，然后对它进行改进和完善。”

探讨中国问题形成的原因应该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联系起来考察。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作为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仍然呈现出较强的不完善性，反映为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特殊的历史阶段和特殊的历史任务使得中国问题的出现和发展具有了一定的客观性。有学者指出，发展的初级性是无法跳过的，代价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但是，也有学者强调，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问题的形成不能忽视主观性失误的一面。有学者就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人受新自由主义鼓吹的“下溢理论”影响，认为只要经济持续增长，所有人最终都会受益，其他一切问题都迟早会迎刃而解。有学者指出，现代性问题以如此尖锐的形式出现，除了现代化本身应负其咎，恐怕还应考虑到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尽合理等因素。而大量社会问题沉淀并全面暴露出来，也反映了“中国没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有效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及时将社会政策放到一个应有的位置，因而未能有效地避免一些本来可以避免付出的成本”。

综合有关中国问题的认识和分析，有以下两个值得注意的观点：第一，代价并非无足轻重。有学者认为，GDP主义产生的GDP可以估算，但没有任何办法来估算GDP主义的社会成本。很多人已经明白GDP主义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的社会效果，如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环境恶化等等。但最大的社会成本莫过于社会道德体系的解体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社会的确出现某些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类似的现象。历史中任何类似现象在完全不同条件不同时代不同制度下可以具有不同内涵和意义。我国精神文化领域中出现的消极现象是一种代价，但不是无足轻重的代价。”第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有学者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我们党“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找到了解决的根本方法，使我们在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搞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向前迈了一大步”。有学者具体论述道，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我们党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含意作了两次重新解释；从2002年起，开始致力于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其进展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短短几年内出现的这样历史性的“大转型”构成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步骤。

中国问题的解决过程就是中国模式的完善过程。有学者认为，只有能够从本国和国际以往的经验中学到足够的教训，才非常有利于这个模式的发展。许多学者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主张。有学者指出，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现在的关键，一是保持好这个增长势头，但是要调整发展方式，走可持续之路；二是解决好社会公正问题，使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和人民大众都能享受发展之果和改革之实；三是使人们对最基本的政治伦理秩序发自内心的认同和在行动上自觉自愿的遵从。中国如果能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那么，不论是叫它“中国道路”、“中国实践”，还是叫“中国经验”、“中国模式”，都是不为过的。还有学者提出，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生产力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关系应该是完善中国模式的理论主轴，为此要坚持“两个不能动摇”：从根本上说，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要靠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而只有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避免或消除发达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普遍异化，这一点也是不能动摇的。就此而言，在探索完善中国模式的未来征程中，没有什么课题能显得比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更为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