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些地方“雷人”规定不时出现。浙江台州小板桥村出台了村民守则，规定村民信访须经村干部批准，否则扣除粮食补偿款1年至10年。沈阳某百货公司向全体员工发放“健康保证书”，并责令必须签字。其中规定，员工上班时发病需保证与公司毫无关系，自愿承担一切后果。

村里的“最牛村规”也好，企业的“无良家规”也罢，要么人为设置门槛，违反信访条例有关畅通信访渠道的规定，损害了村民正当信访权益；要么违背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等的规定，损害了职工的合法权益。这些规定不乏本地“特色”，虽则作用于一村一企，但由于既违法又侵权，社会影响不佳，难怪备受各界批评。

现实生活中，类似这样违法违规的“土政策”、“土办法”，屡屡见诸媒体。如果把视野放开些，这些问题与长期以来存在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一些地方和部门，罔顾大政方针和法律制度，或“你有规定，我也有规定”，“创造性”执行；或曲解政策、为我所用，选择性执行；或阳奉阴违、浅尝辄止，象征性执行；或设置条件、加价加码，附加性执行。

有学者指出， 由于利益的至上性，使得政策制定者和政策执行者之间容易出现一个利益“过滤”机制：下级对上级政策往往以自己的利益损益值作为对策参考，得益越多，越乐于执行，受损越多，越不乐于执行，乃至抵制、变换，从而消减了政策执行力。比如，为了得到利益，有些地方针对高考加分制度制定了各种“土政策”，进行明里暗里的利益输送和交换；为了避免损失，有些地方规定，未经同级党委或政府批准，环保部门不得对污染企业进行执法检查。

可见，违法“土政策”的出台，根本动力还在于利益驱动；违法“土政策”的顽固，也由于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这种利益的获取，跳得出政策法律的边界，却走不出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圈子的局限，反而要以全局利益和公平正义受损为代价。简言之，就是利胜于义。

另一方面，违法“土政策”也折射出少数干部法治观念的淡薄、依法行政习惯的缺失。陕西周至县哑柏镇雇佣临时工在国道上设卡收取“卫生费”。对于自设关卡行为，该镇镇长解释为“合理，但不合法”。

“合理不合法”，道出了不少“土政策”、“土办法”存在的观念基础。在一些人看来，“管不管用”是至关重要的，“合不合法”是无足轻重的，能达到“目的”就是合理，能搞定问题就是能耐。在这种实用主义的误导下，其行政行为远没有把法律政策作为头顶的“高压线”，而是自由摆弄的“松紧带”，因利乘便，上下其手。简言之，就是权大于法。

日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在一个机场考古工地，发现出土的铜鼎内保存有2400多年前的骨头汤，对此人们颇为惊叹。“千年老汤”已经作古，而一些地方、领域和部门的违法“土政策”、“土办法”一直禁而不止，清而未绝，换汤不换药，还是老一套，其“生命力”之顽强，则像另一种变味的“老汤”。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治理“土政策”，根本之途还在于彰明法治，完善法律，依法行政办事，公开透明运作，用公平正义的阳光，净化“土政策”滋生的土壤，消融“土政策”立足的坚冰，使政策制定和施政行为更加与民为善、于民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