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戴震以考据学的辉煌成就而震炫世人之耳目，被称为“乾隆学者第一人”（章学诚语）；但同时他在晚年著作《孟子字义疏证》中猛烈批判宋明理学“以理杀人”，从而引发了后世的诸多争议。

●戴震为何提出“以理杀人”说

自明代中后期以来，由于程朱理学的腐朽僵化，整个社会层面反对理学﹑呼吁人性解放的思想潮流已渐蔚然成风。进入清代，学者厌弃理学的空疏无用，不能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纷纷投入各种“经世实学”的研究之中。可以说，理学在清代已成为“已陈之刍狗”。但诡异的是，清代统治者为压制异己﹑禁锢思想起见，继续大肆推崇程朱理学，将其树立为官方的正统学术。康熙时以“卖友”而著称于世的“理学名臣”李光地，奉承清朝的统治是“治统与道统合一”。此后，清代诸帝如雍正﹑乾隆等便俨然以“君师合一”的“圣君”自居，在“天理”的名义下行其苛酷之治术。理学在清代已不成学术，而沦为帝王驾驭臣民的统治术，在这样的情势下，戴震以考证字义的形式痛诋理学，直斥“今之儒者”“以理杀人”，无疑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戴震认为，先秦儒学之“理”不同于宋明理学之“理”。在先秦儒学中，“理”是事物之条理和秩序，“理”和情感﹑欲望融合为一体，在一定意义上，情感和欲望的合理满足就是“理”的表现，这也就是古代圣贤能“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主要原因。宋明理学的“理”则是抽象的先验原则，与现实世界漠不相关，更与人的情感﹑欲望直接对立。宋儒将这种“理”百般比附，号称是直接孔孟心传，但实际上只是道家庄学“真宰”和佛学“真空”概念的变形和化身。宋儒之“理”既不与实际事物相关，也就没有一定的尺度和标准可以遵循，充其量只是出于个人胸臆之私的“意见”而已。在一个“意见”充斥的世界里，人人宣称自己掌握了“天理”，贵以责贱，尊以责卑，长以责幼，而贱者﹑卑者﹑幼者则含冤莫名，毫无申诉的余地。宋儒之“理”名为道德原则，其实“严于商（鞅）﹑韩（非）之法”，宋学“以理杀人”也就是题中之义了。

●如何正确认识戴震的“以理杀人”说

戴震对宋明理学的批判鞭辟入里，影响深远。至今还有人根据戴震的“以理杀人”说，认定理学是中世纪思想的残余，应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这一看法不利于认识戴震思想的全貌。

戴震批评宋儒，并不说明戴震的思想与宋学毫无关联。与戴震同时代的浙东学派史学家章学诚就指出，戴震之学是“朱氏（朱熹）数传而后起者”。后起者却要批评先行者，这其中的道理，除了章学诚所说的“心术”（汉宋学的门户之见）之外，恐怕主要还是愤慨于明清时期的官学化理学对人民的压制作用。在戴震的著作中，尽管处处明斥程朱，但实际的批判锋芒是指向明清“后儒”，引而不发的批判对象则是以“天理”化身自居的明清帝王，“程朱”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文化符号和虚拟的箭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