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邃于经学”：中国学术结构性转换中的关键人物

“化经为史”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伟大使命，顾颉刚以“经学之结束者”与“古史学之开创者”自任，成为“化经为史”过程中最具自觉性和代表性的学者。

以“四个打破”和推翻帝系、王制、道统、经学四偶像为目标，顾颉刚前半生“化经为史”的业绩，主要表现为“把孔子这个偶像和历史分家”，即剥离经学中的伦理性与政教色彩、还原经学的历史性，以史学观念取代经学信仰，其着力点在于“破坏”经学古史系统，我们可称之为“化经学为史学”。

新中国成立，打碎王制、道统，否定“封建”思想与礼教，乃至砸碎一切“旧”的东西，经学中的伦理性已荡然无存，顾颉刚这位昔日将经学赶下神殿的猛将，这时反倒逆主流而动，坦言自己“今后想着重研究经学”，“把‘经学’变为古代历史资料的一部分”。此时，他的工作重点，由仅限于战国秦汉时人想象中的上古史，进而趋入上古史本身，由“破坏”转移为“重建”，这成为顾颉刚后半生所努力的方向，而这一工作主要集中在他对《尚书》的整理与研究上。

研究重点的转移，使顾颉刚对《尚书》学研究的关注点，也由伪古文《尚书》转移到《今文尚书》，此一时期，他不再是“不立一真”，而是“化经书为史料”，即借助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辨伪学、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金石学，乃至考古学、天文学、土壤学、农学、科技史，在经学圣道王功的空气中，寻出可以用为史料的“真”，这便是他对于古史的“建设”。

神圣经学的结束与现代史学的开创，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顾颉刚最早清醒认识到这一趋势，并主动承担起这一学术与文化使命。从“破坏经学古史系统”到“建设真实的古史”，从“化经学为史学”到“化经书为史料”，将“破坏”与“建设”这两个看似相反的路径，完美地结合于“化经为史”的学术实践中，顾颉刚因此成为近现代由经学向史学的结构性转换中的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