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时期（1368—1398年），“百姓充实，府库衍溢。盖是时，劭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又大兴屯田，“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明史·食货志》）。清康熙帝曾嘉其“治隆唐宋”，后人誉之为“洪武之治”。事实上，明洪武时期，天下初定，百废待兴，天灾频发，民生多艰。但也正因为如此，明太祖朱元璋“宵旰图治，以安生民”（《明太祖实录》卷196），终于形成一个“治世”局面。“洪武之治”局面之形成，原因多多，“天灾”亦有“所为”。在此，谨就天灾与洪武之治的内在关联稍作梳理。

“水旱相仍”加深“忧危积心”

洪武元年（1368年），“京师火，四方水旱相仍”。翌年，旱魃为虐。又，多地发生水灾、雹灾，地震等。由于天灾肆虐，大明政权的开创者朱元璋在彷徨忧惧之余，转而求助于神灵。他向父母亡灵祷告：“咎实在儿，生民何辜？因具草蔬粝饭与妻妾共食旬日，以同民艰，以答天谴，敢告知之。”又告祭风云雷雨等诸神：“伏念去岁因旱，民多颠危；今又缺雨，民生何赖？实切忧惶，……愿神以民庶之疾苦哀闻于上天厚地，乞赐风雨以时，以成岁丰，养育民物，各遂其生。”（《明太祖实录》卷40）然而，天行有常，祈禳无果，灾害依旧。据《明太祖实录》所载，洪武三十一年间，水灾、旱灾、蝗灾、雹灾、地震、瘟疫等就有三百余起，几乎无年不灾，无处不灾。

朱元璋出身寒微，年少时曾行乞四方，深谙民间疾苦。他尝言：“天下一家，民犹一体，有不获其所者，当思所以安养之。昔吾在民间，目击其苦。鳏寡孤独、饥寒困踣之徒常自厌生，恨不即死。吾乱离遇此，心常恻然。”（《明太祖实录》卷96）即位后，他意欲“以臻雍熙之治”（《明太祖实录》卷34），可是天不作美，各种自然灾害接踵而至，这就让明太祖犯难了。他反躬自问：“朕闻尧、舜、禹、汤、文、武之君，德侔天地，仁洽民心，嘉祥屡臻，号称至治。朕以菲德，不能任贤图治以副民望，是以上天垂戒，灾异荐兴。夙夜兢业，不遑宁处。”（《明太祖实录》卷132）

“安危治乱，在于能谨与否耳。”明太祖也深悉此道。面对天灾，他在“夙夜兢业，不遑宁处”之余，就反复向官员灌输忧患意识与责任观念，期望养成居安思危、励精图治的政治品质。他常告诫臣僚：“水旱灾伤，虽出于天，而亦作民父母者之责也。”若“君臣一体，苟知警惧，天心可回，卿等宜尽心力以匡朕不逮。”“卿等当体朕怀，夙夜尽心，能修厥职则无负国家，异日名垂青史，岂不美乎！”至其晚年，他尚慨叹：“朕历年久而益惧者，恐为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废，生民休息系焉。故日慎一日，为恐弗及。”甚至在遗诏中，朱元璋还在惦记：“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要言之，频繁的天灾加重了他的“忧危”心理，强化了他的忧患意识，并且刺激了他的致治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