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城市的房价控制目标终于展露端倪。继３月２８日上海市公布２０１１年房价控制目标，２９日，深圳市也公布了该市的控制目标：２０１１年全市新建住房价格指数的涨幅低于深圳市本年度ＧＤＰ和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

深圳市的房价控制目标与上海市的目标大同小异，上海市同样提出２０１１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涨幅要低于年度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水平，并同时提出新建保障性住房面积高于商品住房面积。此前，由于已公布控制目标的许多城市都将房价涨幅设定在１０％，而上海市的房价控制目标不超过８％，竟然是已公布目标的城市中的最低涨幅，一时成为舆论关注的“亮点”。按照深圳市２０１１年ＧＤＰ增长１０％、人均收入增长１０．３４％测算，深圳２０１１年的房价涨幅控制将是限定在１０％。

虽然一线城市的房价控制目标还未全部亮相，我们其实可以推论，寄望一线城市在房价控制上能够发挥“向下”的“引导”作用，基本已经成空。且不说宏观政策的本意是否支持房价下跌，即便上海这个目前涨幅最低的８％，也依然是与ＧＤＰ挂钩。而且，上海的“８”其实极为讨巧。看似在一片“１０”中明显另类而显眼，但在中国地方政府的ＧＤＰ竞赛中，上海２０１１年ＧＤＰ的增长目标就是设定为８％，低于其他省份。

调控目标成了涨价的“风向标”，如此局面恐怕让政策制定者极为尴尬，虽然“国八条”预设了“当地经济发展目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三个限定条件，但目前出台控制目标的地方政府无一例外地仅关注前两个条件而有意忽略第三个条件。这种耐人寻味的选择性忽略充分表明，房价博弈的重点究竟在何处。

坦率而言，“国八条”设定的三个条件过于空洞模糊，客观上传达了助涨的市场信号。到目前为止，之于房价如何才算“稳定”一直没有权威声音出现，对政策目的的“竞猜”不过表明，民间所期冀的房价下跌在当前不具现实可行性。在未来几年将有数亿人口迈入城市化，这是房价居高不下的强烈支撑。同时，地产在中国经济中扮演了极为中重要的角色，在出口和消费无法依赖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缺乏可行的新的着力点。第三，地产归根结底是个金融问题，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也基本是以土地资源的货币化为依托，对金融风险的恐惧封杀了房价下跌的动力。第四，土地财政短期内不可能出现改观，地方政府卖地求财的冲动依然强烈。而尤为要者在于，经济增长、城市化以及土地财政实际形成了循环共振、互为依赖，除非有系统性的整体措施，局部的调控实难取得真正效果。

自然，通过行政权力的干预，也可强行让房价下跌。但这种严重与市场经济相悖的做法，不会被调控者所采纳。目前采取的“限购”等措施，其实也是在行政干预。其逻辑，不过是希望以暂时的压制，为加大供应争取时间。但这种愿望究竟胜算几何，前途未必一片光明。当前涨价预期之所以强烈，公众资产没有保值增值渠道是个致命软肋。而限价和限购，其实更为加大了供应短缺的预期。

目前调控近乎骑虎难下，公众其实已经在怀疑调控究竟是否可行。当前最为需要的是承认现实的勇气，回归市场经济的轨道，严格按照经济规律设计调控措施。迷恋威权、迷恋行政的力量，机械的凯恩斯主义，注定吃力还不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