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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直隶救国储金团成立始末
www.fjsen.com?2011-05-05 15:34? 陈凯?来源:人民武警报    我来说两句

辛亥改元,民国创建,但并未改变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犯和欺凌,它们依然对我虎视眈眈。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向北洋政府提出侵犯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同年5月,竟又发出最后通牒,威逼我限时答复,其势汹汹。有侵略就有反侵略,再也不堪忍受的中国人民群情激愤,遂在全国掀起了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的群众爱国运动。

1915年4月1日,上海《申报》发表《爱国之凭证》的“时评”,最先发出“爱国储金”倡议,称爱国并非“空谈”,以储金“表示其爱国之心”,“人人出之于囊中,非若空中之取之无穷也”。4月7日,即由沪上名流虞洽卿(和德)牵头,成立了中华救国储金团,称“外交日棘,时局日艰”,“国家存亡,则匹夫与有责焉”。遂制定《暂行简章》,规定“以中华国民协力保卫国家为宗旨”,以募集5000万银元为目标,供国家“添设武备之用”,在上海设联络办公的总事务所;储金由中国银行代办,并计息。它不同于政府官办,全由民众自主。并通电全国,“请商会发起,冀达人人爱国,人人输金之目的”。一场储金救国的群众运动,随即在全国展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在密谋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大总统,一方面接受“二十一条”,一方面又假惺惺地称储金救国是“毁家纾难,人有同心,国民进步,希望无穷”,给予高度赞许。

天津总商会第一个做出响应,在会长卞荫昌(月亭)的主持下,于4月8日便成立了储金团地方分所。而官府直隶巡按使却发出“暗中监察”的《密饬》,要求救国储金活动“持论必须和平,万勿牵涉外交”。

经组织筹备,于5月23日,直隶救国储金团成立大会在城里广东会馆召开。是日到会有一两万人,“秩序井然”,会上有演说员30余人登台演讲,“委婉痛切”,乃至“痛哭流涕”,“闻者慷慨激昂”,当场收认储金达20余万元,计现金37000余元,预认12.6万余元,另有金戒指三个,铜元若干枚。会场有售卖茶点、报纸、日用物品摊位十余家,“得资均作为储金”。

两周后的6月6日,又在天津河北公园(今中山公园)召开第二次大会,到会人数达十多万人,收认储金有二十七八万元。有史料比较详尽地记录了当日与会民众激愤、热烈的场景,会场设“演说台”八九处,登台演说者,情绪激动,有的竟“放声大哭”;一张君,持小刀、白绢和笔,欲登台刺血,书“愿我同胞,救国储金,提倡国货,协力同心”16字,经众人夺护,臂上已刺破多处,即电请医院来人抢救。法政学校张姓同学血书一幅,亦被带来会场。圣功女校学生到会唱救国歌,“危哉中华兮,气不扬,国民有责自思量……愿同胞兮,一心德,图自强……各解义囊”。并将售卖自制绢花款项,如数储金。尚在南开中学读书、年方16岁的周恩来,也到会发表演说,号召“人们奋起图强,振兴本国经济,誓雪国耻,坚决不当亡国奴”;会后,又拟就《广募救国储金致友人书》,宣传救国储金运动。有一丁姓乞丐,也到会储金六毛;还有人提倡实行家庭储金,每人每日存铜元一枚;也有表示要戒酒储金的……本次大会还有人呈献对联多幅,如“有志竟成,人谁敢侮;此心不死,国可常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子孙牛马,识者所忧”。本次大会十分成功。

直隶救国储金第三次大会,于6月27日仍在天津公园举行,到会人“仍如前的拥挤”。设演说台五处,演说员中有十余岁的小学生,以及临时加入的一名女生,“均能演说得体,动人听闻”。又增添新的楹联,如“有决心、有恒心,方免为人所笑;不仇外、不排外,要在急自图强”。“切忌虎头蛇尾;莫教国破家亡”……本次大会又收认储金11.8万余元。

三次大会共计募得储金60余万元,遂又决定设置“储金柜”,并拟就《铭言》:“国步艰难,发起储金,节俭输助,各尽其心,毅力救国,集腋成裘,咸应负责,曷俟征求,忍耻任重,激励诸君,斯言斯意,永矢子孙”。储金救国的影响不断扩大,因提倡“永久储金”,每人每日存一两个、三五个铜元,致使街面上杂货铺的“瓦闷罐”(储金器具)脱销断货。还出现了在广东会馆举办音乐会、电影、文明戏的义演;一卞姓老人将七旬“寿筵费”两千元,全部捐助;连80余户“花界”(妓馆),也表示将每日储铜元10枚,以六个月为期,参与储金救国……商会还组织演说员分赴直隶各县,广泛动员。自然,也有不成功的事例,如去某县组织演说动员大会,因民众“不开化”,竟“无一人到会”,致使大会流产。

主张“实业救国”的天津国货售品所创办人宋则久,在《售品所半月报》撰文,用一组数字作了乐观的、却不切实际推演,称中国4亿人口,每人每日存一个铜元,全年就可集11亿元。用它建100万元一个的工厂,可建1100个;每个厂用1000人,便能为110万人提供就业岗位,并创利2.2亿元。10年后,储金可达286亿元,能建100万一个的工厂28600个,提供2860万个就业岗位。“十年以后,必能富强。”热心救国的宋则久,用这些数字作宣传,动员民众储金,甚至说,现在有钱不肯拿,“国亡了”,“将来留钱作什么”!

至1915年9月,全国储金为800余万,其中半数是认储,距离5000万元目标甚远。各省及侨界代表69人,遂在上海开会,研究救国储金之进行。善良的民众却不知袁世凯正在酝酿复辟称帝,筹安会则是最卖力的吹鼓手。此时,一份有着日本人背景的《天津日日新闻》报,刊登了一条筹安会向救国储金借款200万元的消息,显然是日本人分化、瓦解我爱国民众的手段。这一招果然奏效,消息传出,立时引起混乱,随之成为部分民众要求“发还储金”的导火索。事关重大,在经向中国、交通两银行“确查”,证明“实无其事”,却也未能平息发还储金的声浪。此后,又出现了救国储金被官府把持,以及储金被用于镇压云南蔡锷将军反袁世凯义举等传言,使发还储金的要求日益扩大。

作为救国储金的发起者虞洽卿,在遭到多方质疑、并在经种种努力挽救不成的情况下,于1915年11月5日,在上海决定开始发还储金,全国各地对此反映不一,赞成、反对、观望均有。消息传至天津,津方即表示“惊诧交集,痛惜骈至”,对上海此举,十分不以为然。认为集得储金虽距目标甚远,但已有一定数量,以往“实业之不发达,即在集股之为难”,现正可利用此款提前开办实业,“倡办国货,以抵外货”,“亦可挽回利权于万一”。同时,又认为国人办事“往往虎头蛇尾,热度不过五分钟”,储金“骤然发还”,将“贻笑全球”……遂主张在津召开全国大会,研究救国储金之进行,且已有十省响应。但终因人心不齐,大会未能开成。

无奈的是,这桩群众性的自发救国储金活动,由于缺乏权威的领导,以及办事透明度不够,传言破坏,为民众的情绪化所左右等原因,特别是上海于1916年7月12日,公布了解散函,声称“三周内一律发还,以昭信用,而资结束”。天津方面也不得不于7月18日宣布“随同办理(发还)”;并商准相关银行,自8月14日起发还。至此,曾经轰轰烈烈的爱国储金运动,终于沉寂了下来。

责任编辑:王秀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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