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政府总是强烈渴望、通常也有能力集中资源去发展或支持它认为应该优先发展的产业。有一则令人不安的报道说，国家正在考虑于未来五年向包括替代能源、生物科技、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设备制造业、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以及节能环保技术等在内的“七大战略产业”投资多达10万亿元，以期将这七大产业的增加值从目前占全国GDP2%左右提高到2015年的8%和2020年的 15%。据说，中央政府希望通过此举来加快中国从全球廉价商品出口国向高附加值科技提供商的转型过程。

然而，从现在到2015年、甚至2020年间，有谁能保证上述这“七大”就一定是前景最灿烂的“战略产业”呢？要是未来哪个方向最有发展前途，人们现在就都能准确预知的话，那么国与国之间、公司与公司之间就用不着竞赛创新能力了，只要比谁往里砸更多钱、投入更多资源就可以了。当年，日本政府认为高清晰显示技术是代表了未来趋势的“战略产业”，于是由通产省牵头，举全国之力加以扶持发展。事后证明，在异军突起的数字技术面前，这项错误的决策不仅让数以亿计的投资打了水漂，还进一步拉大了日本与美国之间的技术差距。

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合作体系，而组织则是一个基于某一特定目标的封闭的共同体；社会是一个自身无目的的交换与合作平台，而组织则犹如个人，在不同阶段有其不同的清晰目标。正因如此，组织是会失败的（如因定位错误、执行不利而破产倒闭的企业）、并时时刻刻处在动态的优胜劣汰中，但社会却很少会“破产关张”——那就是某一个文明的整体毁灭了。一个地区（行业）的未来应该和将要发展成什么样子？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由千百万在该地区（行业）中生活、竞争着的个人和组织在自由探索中去发现和塑造。政府所应该做的，是通过制度的设计、改进和有效的操作，确保人们的自由交易和创新不受外在强制力干扰，保护人们能够享受自己努力的成果——简言之，确保社会这个合作平台能够有效运转。

邓小平被称为这场人类历史上伟大变革的“总设计师”，但据我所知，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他从未“设计”或“规划”过任何具体的改革方案。邓小平所做的只是一点一点地放松管制而已，让老百姓凭着人性中对美好生活的本能向往以及每一个个人的智慧和能力去各显神通、摸索尝试。他自己至多是在一旁观察着，如果老百姓的创新发明行得通，他就大力推广；行不通、或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因素的，他就果断制止。这就是我理解的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的真谛。30年过去了，我们发现，老百姓过去不能做的，现在许多都能做了。只因为这一点，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道理就这么简单。当然，还有许多完全应该可以做的，实际上却仍然不能做、或做起来障碍重重，这就是改革开放需要进一步推进的理由。

政府本身作为一个独特的组织（政府是一个对开放的社会负有管理职责的垄断性组织），当然需要为自己的未来做一番规划。但是，我们眼下看到最多的，不是它为自己做的规划，而是它不断地替别人、替社会在忙碌地规划着。换句话说，政府真正应该规划的，是未来五年里它自己应该实现的目标和为此所要做的具体事情，比如，制定更加公正合理的法律法规、更好地维护经济和社会秩序、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等等。

至于某个产业怎么发展才更好、某种技术怎样研发才更先进、应该安排多少人力物力去从事……就用不着日理万机的政府费心代劳了，还是留给有志于此的个人、企业和机构自己去“规划”和试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