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方面，最根本的是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在社会方面，全力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在政治方面，解除制度和体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掣肘

“中等收入陷阱”是当今一个世界性的发展难题，并非只是个案。全球大多数国家都处于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行列，像巴西、阿根廷、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便已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这些国家目前仍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只有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后来居上，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成长为”亚洲四小龙”。

有着深刻社会根源的经济问题

一些专家认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因此，它看起来主要是一种经济状态，一个经济问题。但笔者宁愿相信它实质上或根源上是一个社会问题。

有媒体总结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方面特征：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这其中反映最多的还是社会问题。中国目前也存在着这十大问题中的多数，的确面临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巨大挑战。

如果我们进一步探讨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或者说，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并实现自主创新？道理讲起来并不复杂，前者是因为内需不足，因为财富分配极度不均，多数民众手中缺钱，无法形成足够拉动内需的购买力。后者要么是因为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投入不足，整个社会的知识储备和智力储备难以支持自主创新，要么是因为创造者无法分享或难以分享自己创造的社会财富，从源头上抑制了自主创新的动力和激情。这就是这个世界魔咒背后的社会根源。

最根本的是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调整经济结构，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中等收入陷阱”虽然表征多样，成因复杂，但根源在社会，破解这个世界难题需要综合施治，需要经济社会政治三管齐下。

在经济方面，最根本的是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当前首先需要调整经济结构，摆脱过分依赖外在因素，促进经济增长内生化，其中深化要素市场改革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所在；其次是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在重点提高金融、教育、医疗、电信等高附加值服务业比重的同时，增加制造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实现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华丽转身。广东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的“双转移”战略和珠江西岸不一样的发展模式不仅取得明显成效，而且前景明朗。

在社会方面，我国正在全力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明确要求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民生问题。这的确是问题的关键。因为社会收入分配可能是决定一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决定因素，社会矛盾的根源也不过是利益分配的不公和不均。这是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可以借鉴的是，日本和韩国在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型期间，很好地控制了社会收入分配问题。

在政治上要做的主要是解除制度和体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掣肘与约束。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权力和资本的结盟，即腐败问题。应当尽早推动以行政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政府职能重点由经济建设转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协调好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搞好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体系建设。政治改革的直接目标是要斩断资本和权力之间的纽带或管道，切除依附在社会肌体上的腐败恶瘤；长远目标是建立公开透明的服务型政府，让权力回归本位。

对中国发展前景有理由乐观以待

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因素，我们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可以乐观以待。

一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转变，经济结构正在优化升级，速度和规模依然持续向上，这为我们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留下了充足的时间、空间和物质条件。

二是我国当前的社会矛盾虽然纷繁复杂，但核心是利益矛盾和利益诉求。与宗教、民族、意识形态等矛盾相比，利益的矛盾有自己的特点：它是理性的，不必你死我活；它能通过谈判、协商、合议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加上我国政府力量强大，拥有足够的经济、行政、法律乃至文化舆论资源，只要转变职能，摆正位置，端正立场，社会矛盾化解的前景光明。

三是中国人的智慧足以化解任何难题。全世界20世纪下半叶以来成功逾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少数几个经济体中，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华人社会就占据三席。他们既为我们提供宝贵经验，更为我们增强信心。（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