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拔和任用官吏是国家大典。国家能否选贤任能，事关国运的兴衰。古今中外都是把官吏的选用制度视为国本。同时，官吏的选用制度也是发展变化的。时代的变化，政治体制的不同，官吏选拔的标准和程序大不一样。人治社会中，官员是父母官，百姓是子民，权力是对上负责的。法治社会中，官员是公务员，民众是主人，权力来源和责任取向是一致的；选用官员的规则公开，操作透明。总的发展趋势是，社会越进步，政治的透明度越高，官职的开放度越大。

在封建体制下，实行的是血缘世袭的封臣制度，贵族集团垄断仕途，是封闭的政治系统。在皇权专制体制下，实行的是家天下的权力授受制，官僚体系下的各级官员实际上都是皇帝的家臣。所谓“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在民主政治体制下，实行的是人民主权原则和民选制度，官员是职业管理人，权力为人民授予，要为选民负责，责任取向明确，政治透明度高。我们当前是在政治民主化和建立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干部选拔和任用的制度建设，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泽东曾经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过去战争年代，用对了干部，就等于拉起了一支武装，打下了一片地盘；用错了干部，就会吃败仗，丢地盘。改革年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之所以取得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就是因为在中央有了一个思想解放、锐意进取的领导集团，地方有一批思想解放、锐意进取的领导干部。在今天，经济发展已有了相当成绩，而腐败屡禁不止，社会矛盾日渐激烈，干部路线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用对了干部，可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抑制腐败，缓解社会矛盾，推进政治民主化；用错了干部，则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剧腐败的蔓延，激化社会矛盾和冲突，甚至会变成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新权贵资产阶级。但是，与战争年代相比，改革年代干部标准更丰富。在当前经济高速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亟须稳妥推进的情况下，考察使用干部的工作难度就更大了。

处在民主化过程中的干部制度，新旧并存，中西合璧，一向是比较纠结的。在制度设计上，既有人治的成分，也有法治的因素，相比而言，人治大于法治；在干部的责任取向上，既要对上级负责，又要对民众负责，相比而言，对上大于对下；在制度建设上，既要强调国情，又要讲国际接轨，相比而言，国情大于接轨；在干部使用上，既要决策集中，又要程序民主，相比而言，集中大于民主。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著名文章中讲到的那些主要弊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领导干部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至今依然存在，并且在新形势下，与资本有了新的结合，腐败问题的发生更胜于过去。在这种比较纠结的干部制度下，知易行难往往是一种常态。比如说，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强调，考核干部不要 GDP万能，提拔干部不要让老实人吃亏。但在下面具体操作中，政绩就是讲GDP指标，老实人就是吃亏。这确实有一个具体的制度安排问题。

中国历史上对官员选拔工作高度重视，逐渐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章法。从两汉乡举里选的选贤良、举孝廉，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到隋唐开始的科举考试，克服了爵位“世袭”、“荫任”、“赀选”等血缘世袭的弊端，提供了士人进入政权的制度渠道。西方的文官制度就是借鉴中国科举制度而形成的。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典籍中，怎样选拔和任用人才的论述很多。其识人用人的政治智慧，对现代社会中考察官员的德、能、勤、绩，也不无启迪的意义。如：春秋战国时代魏国的宰相李悝的“五视法”，秦国吕不韦的“六验法”，三国时代诸葛亮的“七观法”，可以看到在历史上的体制转轨时期的识人用人的方法。

这些考察人才的方法，是古代政治家执政经验的总结，说来也是很有些道理的。但这些方法是以明君贤臣为前提的，对选拔人的人的政治经验和道德操守有很高的要求。从根本上说，是靠人来选人，而不是靠制度来选人，人一走、茶就凉，很难长久。所以，前人也有“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的千古感叹。在科举选士的制度形成后，保证了王朝体制下的职业官僚队伍的稳定性，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家对人类社会治理技术的一项政治发明。

但是，制度都是因时代变化而变化，因人事变化而变化的，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一项制度，沿用下去，必然有流弊丛生。科举选士制度亦然，到王朝末年已经选拔不出经世致用的人才了，有识之士多有批评。晚清诗人龚自珍有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王朝体制是对皇帝一人负责的体制，最大的问题是显规则往往流于具文，实际运作的是另一套潜规则，公义和私德是经常冲突的。以明朝名臣海瑞和张居正为例，从德能勤绩的标准上看，海瑞是廉臣，洁身自好，方正刚中，但行为乖张，搞不好同僚关系，做不来事情，但身后却成了为官的道德典范。张居正是能臣， “内抱不群，外欲浑迹”，对弊政洞若观火，大刀阔斧地改革朝政，整顿吏治，改革赋税，巩固边防，使家业衰败的明王朝俨然有中兴之象。但他贪墨好色，私德不检，死后被政敌抓住把柄，抄家没产，改革事业也付诸东流。

作为历史上最有作为的改革家和最优秀的行政管理专家，张居正提出了选人用人必须遵循的六项原则：一是“毋徒炫于虚名”。不为人的空名所迷惑，要看其实际才能与成绩。二是“毋尽拘于资格”。不为资历、资格所限，要看有无生气与发展潜力。三是“毋摇之以毁誉”。不要为舆论的褒贬所左右，要如实地考核。四是“毋杂以爱憎”。评判人不要掺杂个人的好恶偏见，要客观公正。五是“毋要以一事概其生平”。不要因一事一时的成败评判一个人的全部历史和工作。六是“毋以一眚掩其大节”。人无完人，不要因一次过错而全盘否定。他这里所针对的，就是皇权专制的官僚体制最容易出现的选人用人的六大弊端。

张居正是看到了官场的问题，也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但同时他本人也是问题官员。这就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其实，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在家天下的皇权体制下，最大的问题是：永远跳不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历史怪圈。

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访问，与毛泽东有一席著名的“窑洞对话”。黄问：历史上一些新兴政权，开始“其兴也勃”，后来“其亡也忽”。怎样才能跳出这个周期率？毛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但是，毛泽东没有将这条新路走到底。在他晚年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1980年，邓小平讲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时，对“文化大革命”教训有深刻总结：“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在这里提出的改革目标，就是实现民主政治。

过去历史上的政治体制，其选人用人的制度设计都是以贤人政治为目标的，对其道德操守特别强调，但往往事与愿违。而民主政治则是以常人政治为目标的，从制度设计上就是要防止选出的仆人偷主人的东西。这是一个动态的选人用人机制。时代变了，体制变了，用人的制度也得变了。现在爆出的官员腐败，一次次地不断挑战我们的道德底线。这不能不让我们发问：是人的问题，还是体制的问题？

前一段，温家宝总理跟网民在线交流时说，反腐败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这确实是说到了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