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爽（以下简称刘）：您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解放思想是有边界的”，是否意味着解放思想到头了？

姚　桓（以下简称姚）：当然不是。提出边界问题，绝不是要限制思想解放的广度和深度，也不是要给永无止境的思想解放画句号。我的意思是说，解放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是有科学内涵和明确要求的，即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见十六大报告）解放思想是改革发展的发动机和助推器，改革发展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思想解放。

刘：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解放思想的经典之作。他在这篇重要谈话中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石破天惊的论述，冲破了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画等号的传统思维定势，为确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模式扫清了思想障碍。这是以思想解放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生动例证。

姚：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闪光的不一定是金子”，思想解放的大潮中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涌现大量新思想、新举措的同时，错误的乃至荒谬的东西也会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出现，损害改革大业。这就决定了，解放思想不是一个可以无边际滥用的口号，更不能成为包容各种思想的大筐，必须在解放思想中恪守一些原则。这就是边界的含义。其实，这并不是新问题。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浪潮刚刚掀起、党内和社会上思想既活跃又混乱之际，邓小平就代表党中央及时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澄清了模糊认识。30多年改革开放，党始终倡导解放思想，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同样一以贯之、毫不动摇，正因为如此，才保证了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刘：当前我们面临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任务，发展出现了阶段性特征和新情况、新困难。今天的改革发展强调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由增量式改革变为调整式改革；宏观目标由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变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变为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由超常规发展变为渐进式、可持续发展。因此，还要强调思想解放。那么，新阶段思想解放的任务是什么呢？

姚：我认为新阶段解放思想的任务就是，破除一切不符合科学发展的错误思想和过时观念，树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新观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表现为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不能简单理解为发展的速度更快，还要求发展得更均衡、更环保、更有后劲；社会主义不仅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还要正确地调节人们的需要，消除资本主义恶性竞争导致人们无限追求物质享受的畸形需要心理，以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支配物质需要。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给世界树立榜样，这也关系到中华民族幸福的未来。因此，长期以来被认为天经地义的GDP至上、速度第一等思想还需破除，绿色GDP、又好又快、幸福指数等观念需要在头脑中扎根。

刘：如此说，新阶段的思想解放要求更高、难度更大。

姚：是的。新阶段的思想解放要以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为前提。这四个“基本”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人民艰辛探索的结果，本身就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产物，也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所谓解放思想，是要坚持和丰富这四个“基本”，并以此为指导，进一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矛盾，探索如何实现科学发展的新问题。抛弃这四个“基本”去搞什么“解放”和“创新”，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就会与改革目标南辕北辙。

刘：这个问题极为重要。实际上，我们党推动的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是同推进和深化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请结合政治体制改革谈点看法。

姚：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这里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坚持根本制度下扩展改革空间，从具体体制和机制上实现“三统一”。 包括突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这一“瓶颈”，通过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和党组织推荐等程序，把人民信任的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理顺权力授予关系，以“权由民所赋”保证“权为民所用”；也包括在保证党的统一领导和政府权威的前提下，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防止权力过于集中。解放思想，一是要破除把发展民主与维护稳定对立起来的思维定势，认识在共产党领导下有序地推进民主是稳定之本，而非致乱之源。有这样的认识，才能采取积极慎重的改革步骤。二是要大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不照搬西方模式。西方民主是人类民主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这样的民主形式在西方出现有一定必然性，也暴露出许多弊端。在对待西方民主问题上有两种偏差：不做具体分析、一律视为洪水猛兽，采取“对着干”的态度，这是僵化和教条主义；视西方民主为人类民主的最高形式，盲目崇拜，同样是僵化和教条主义，突破这两种僵化和教条主义，探索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借鉴一切有益的经验和做法，自主创新，最终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

刘：有了基本前提，还要解决思想解放的标准问题。我认为新阶段思想解放的标准仍然是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

姚：正是这样。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相辅相成的，解放思想是达到实事求是的途径和条件，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标准和根据。离开解放思想，认识被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主观主义所束缚，实事求是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离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就可能变成主观空想甚至胡思乱想。二者相互联系，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人们在认识和实践中把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统一起来，就是要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现实中在解放思想名义下搞的盲闯蛮干行为，包括突击性开发、为招商引资而搞的“政策优惠大战”、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高指标以及各种短期行为等等，是对实事求是的背离、对解放思想的歪曲，会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结果只能是欲速不达、劳民伤财。

刘：我们总是在强调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可在落实上是难而又难。

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过解放思想达到实事求是并非易事。“实事”即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而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过去的“是”不等于现在的“是”，更不等于永远的“是”；“求”是不断探索、思考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存在着陷入迷途的危险。同时，新阶段我国通过改革促进发展的条件和具体要求也发生了变化。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改革主要是打破平均主义、铁饭碗，采取突击式的行动就可以在短期内取得明显效果甚至轰动效应；而今天改革的任务则是解决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优化发展环境、创造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这种改革的直接效果不明显，而公众对改革的审视判断更加理性、甚至有些苛求和挑剔。看不到事过境迁、今是昨非的变化，仍然被改革初期的一些认识和做法所束缚，就会违背实事求是，也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

姚：还有一个思想意识方面的重要原因，即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什么？

解放思想的目的是落实党的宗旨，促进发展、造福人民。所以出现违背实事求是的现象，根本问题是解放思想的目的发生了模糊和混乱。据报道，一些城市发展中出现“强拆论”，宣传“没有强拆就没有中国的城市化”，在这个奇谈怪论支配下，个别官员把行政法规当作发展的羁绊，甚至鼓吹为拆迁而“良性违法”。其实，在城市发展中，人民生活的提高，幸福、尊严和各种权益的实现，远比工程进度和面貌改变更重要，前者不仅是发展的目的，而且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和动力。“强拆论”实质是把发展同人民利益对立起来，因而绝不是什么思想解放，而是思想的倒退和混乱。少数干部急功近利，在利益驱动下，打着促进发展的旗号与民争利，这是对解放思想的最大干扰。要懂得，决定思想解放程度的，不是胆大妄为，不是政绩冲动，不是急躁浮夸、哗众取宠的作风，不是不计成本、敢交学费的“魄力”，而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对人民利益的忠诚精神。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执政为民、改革为民、发展为民，时刻考虑人民是否满意、赞成、拥护、答应，杜绝“官念”和私心，才会有真正的思想解放。

刘：您认为新阶段解放思想的途径是什么？

姚：途径还是认真学习、系统思考、贯彻群众路线。这是老话，但是包含着许多新内容。拿学习来说，不仅要一般地了解学习对解放思想的重要性，而且要有学习的高度紧迫感。从宏观看，当今人类发展呈现加速推进的趋势，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才能透过现象把握世界和中国的大局及发展大势，使考虑问题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把握思想解放的方向。学习一切有关现代化的知识也是今天解放思想的科学文化基础。如果说农业文明时代是土地创造财富、工业文明时代是资本创造财富，网络文明时代则是知识创造财富。有研究表明，在全球生产总值增长中,知识份额由20世纪初的5%上升到今天的80%到90%，21世纪是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世纪。知识更新的速度加快，近50年来新产生的知识是几千年来知识量的总和。所以学习型组织理论有一种新理念叫“L> C”。“L”即英文“learn”（学习），“C”即英文“change”（变化）；“L> C”,即只有学习的速度大于变化的速度，组织才能生存和发展。

在学习的基础上系统思考，是对思想解放的新要求。因为新阶段的改革要完成复合性综合性任务：既要对经过实践检验的改革措施加以坚持和完善，也要对不完善、不适应的措施加以调整；既要建章立制，又要注意各项制度的有机衔接、成龙配套、形成机制。机制不是制度的简单叠加，而是以制度为依托建立的有明确目标、实施步骤和保障措施的工作方式。创新机制是需要系统思维的。“利益是敏感的神经”，目前最困难的是建立合理的利益格局。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在总资源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对某种资源配置状态进行调整，使一些人的境况得到改善，而其他人的状况至少不变坏，符合这一性质的调整被称为“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启示我们，不应该在满足一些人的利益时损害另一些人的利益，共进、双赢、普惠应当成为下一步改革的原则。而在实际生活中，任何措施的执行都有“利”和“弊”两方面，要全面考量，决定取舍，使攻坚性的改革措施和配套性的措施相协调，最大限度地保证改革措施的普惠性，争取收效最大化和代价最小化。

刘：说到贯彻群众路线，它历来是解放思想的题中之意，今天强调这一点是有新要求的。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思想解放最好的学校。当年改变了农村乃至国家面貌的联产计酬承包制，就是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今天，改革的动力和破解改革难题的智慧仍然来自人民群众。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深入了解国情、省情、区情，从群众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才能确立新观念，产生新思路。如果脱离实际和群众，闭门冥思苦想、执意标新立异、单纯为强调思想解放而另辟蹊径，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主观主义的泥坑。

姚：还有，贯彻群众路线需要调查研究，但为什么现在调查研究的手段先进了，却时有形式主义出现呢？我认为搞好调查研究，首先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科学态度问题。便捷的交通、迅速掌握信息的手段、科学的统计方法，是调查研究的技术保证，但是，群众的意见需要概括，群众的智慧需要提升，群众的心理需要分析，群众的情绪需要感受，这些都不可能单靠先进的技术手段解决，电脑永远不可能代替人脑。如果以为信息时代“点击鼠标便知天下事”， 不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不切实深入基层和群众，单纯靠网络搜集数据，这样的“调查研究”已经完全走样变形了。 调查者要有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老老实实向群众学习的态度、真心实意与群众平等交流的愿望，把群众路线的传统经验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调查研究科学化，为思想解放奠定基础。

（作者：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党建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中国党政干部论坛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