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货币投放持续加大的刺激下，次贷危机后三年的世界经济整体呈现出弱复苏态势。无论美国、欧洲还是新兴国家，都各自存在着诸多短期内难以解决的经济难题。世界经济新格局已初露端倪，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深度博弈时代已经来临。多种动向表明，中美博弈正不断走向全面化。中国虽最先摆脱危机困扰，而且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多年积累的内部问题较多，急需正视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未来战略方向也需要更加清晰。

国际经济博弈日趋激烈

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本质是资本与财富的平衡，正因如此，再平衡本身是一个长期化的过程。今年上半年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剧烈震荡，对其前因后果的分析表明，国际博弈已进入全面化和白热化阶段。

(一)经济再平衡的长期化

中国的过度生产和美国的过度消费形成一种“镜像互补”，令人遗憾的是，近三年来，经济总量第一和第二的两个大国的反向失衡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中国仍然在依靠廉价出口持续实现贸易顺差；美国的过度消费和贸易逆差也并没有显著改观——2010年中美贸易顺差仍达1812.67亿美元。尤其令人不安的是，美国贸易逆差还有增加的趋势。

与此同时，中国资本过剩而美国负债累累，中美资本状况上演“冰火两重天”。美国内部的增收减支困难重重，而中国放松对外投资也不会很快。截至2010年末，中国国债余额仅6.75万亿元。而危机以来美国负债却增加近20%，14.29万亿美元的负债上限将不得不再次上调，GDP占比高达97.5%。仅2010年美国财政赤字就高达1.56万亿美元，GDP占比8.9%；预计2011年其赤字率将攀升至10.9%。作为对比，中国市场的流动性极度充裕，2010年中国M2约是GDP的1.8倍，而美国M2仅为其GDP的0.6倍。我们还发现，资本拮据的美国既没有放宽对中国高技术出口的限制，也没有在高位套现其总量居世界第一的黄金储备，而是继续寻求扩大国际债务。但中国外储的美元资产安全问题已经让中国政府开始对美国投资变得更加审慎，中国甚至会延缓资本开放进程。中美双方的以上表现决定再平衡将经历更长的时间。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未来美国国债的其它买方也会越来越少：私人投资者已经旗帜鲜明地拒绝购买美国国债；其它两个原来的购买大国日本和英国，也由于国内经济困境而不得不减少购买美债的额度；美国国债的违约风险也进一步影响投资者对美国国债的兴趣。而在美联储结束其第二轮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后，美国发售给美联储的这一路径也似乎缺乏持续性，这毫无疑问地意味着危机的深化。

美国目前的经济复苏依然是一种较为罕见的无就业复苏。2011年5月公布的美国经济数据显示，美国5月失业率出人意料地从4月份的9%上升至9.1%，创2010年12月来最高。美国复苏的脆弱性还表现在其对金融市场回升的过度依赖——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好转才是刺激其消费经济的前提。美国至今尚未出现足以领导世界潮流的新技术或新产业，进一步延缓了实体经济的复苏并使得资本再平衡长期化。展望未来，美国会长期利用其特殊的美元发行权，人为地制造经济数据，并加速消化其庞大的债务，此“赖账战略”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将会长期影响国际经济与金融。同时，西方其他主要国家如日本、欧洲等也困难重重，“财赤危机”的再爆发始终是未来经济的潜在威胁，不得已的国际货币宽松状态将会使得通胀压力长期化。

(二)世界金融市场震荡加剧

世界经济的再平衡过程必将伴随频繁的金融震荡，因为后者是实现财富再分配的一个有效手段。一些国家将利用甚至创造金融震荡，以加快自己战略意图的实现。今年上半年，世界大宗商品市场和一些国家的股市就出现了较大跌幅。不少人甚至怀疑2008年的灾难又将重演，悲观气氛还在继续发酵。

由于金融市场前期对美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高度敏感，大肆炒作，导致商品期货价格泡沫持续增大。而商品的炒作导致各国的通胀压力越来越大，新兴国家以及欧元区均纷纷宣布加息，紧缩政策及预期变化最终将导致泡沫破裂。

而美国则利用其软实力进一步干预国际金融市场并实现对自己有利的战略意图。美国对原油价格上涨非常敏感，它既希望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又担心如此下去原油价格涨得太快、太高引起世界各国对其宽松货币政策的不满。因此，美国借助拉登之死的事件影响市场预期，通过敦促产油国增加供应、动用战略石油储备、投行唱空、建立反原油操纵的国家机构、提高交易保证金等综合手段，促使原油期货价格一周之内跌幅超过13%。

在货币流动非常充裕的情况下，黄金、白银价格出现大幅上涨不会明显制约各国经济和政策，甚至可以看成吸收流动性的有效工具。而美国要控制原油及其它大宗商品的涨幅，必须想尽办法使贵金属价格结束涨势。于是我们看到国际白银期货在5月第一周之内暴跌了25%。

经历了这一轮剧烈的金融震荡，很多机构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会再度恶化，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必然受到不利影响。与此同时，中国楼市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个值得高度关注的泡沫随时可能冲击经济稳定。所以年内基本面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商品市场价格回调会与基本面可能形成互动。初步预计，在投资者普遍关心的美国加息问题尚未明朗前，金融震荡不大可能结束。

随着金融震荡的加剧和扩大，市场会产生二次经济危机再度来袭的预期。届时美国就达到了战略目的，继而宣布继续维持货币宽松政策，甚至借机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可见，本次金融震荡不但使得美国免掉了被人指责其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性，还为美国推出第三、第四轮的量化宽松政策提供了条件。

(三)中国应警惕自身金融风险

发达国家正在将其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发挥得淋漓尽致，充分说明国际博弈已经全面化和白热化。最近一两年来，美国利用其专业评级机构不断暴露欧洲诸国存在的问题，以达到转移风险的目的。

如今，国际财经界“达人”纷纷看空或做空中国，这值得格外警惕。末日博士鲁比尼预言中国大概会在2013年遭遇一场硬着陆；索罗斯认为中国通胀有失控的迹象，并在2010年11月11日在香港公开买卖A股，引发股市大跌；查诺斯认为中国房地产问题比迪拜严重1000倍；美国《新闻周刊》把“中国将因房产泡沫破裂而陷入经济崩溃”列为十大世界预测的第二位；英国《金融时报》也曾表示：中国将重蹈日本覆辙。

世界经济新格局初露端倪

2010年世界经济总量61.96万亿美元，其中美国14.62万亿，世界占比23.6%；欧元区16.11万亿，占比26%；中国5.75万亿，占比9.27%；日本5.39万亿，占比8.7%。欧盟、美国和日本的世界占比高达58.3%。中国经济只有美国的39.3%和欧元区经济的35.7%。纵观未来十余年，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主要还是美国、欧洲诸国、日本和中国等。未来的世界经济战略，以及政策、投资和研究，都要有新的大局观。例如，美国和欧洲如果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中国货币政策再怎么单方面紧缩，对全球性的通胀也还是力不从心。同时，国内货币政策也不应操之过急，以免造成中小企业的内伤过于严重。

(一)日本和欧元区自顾不暇

日本和欧元区在未来10年可能不太会对世界形成积极性的主导影响，这两大经济体正处于困难时期，已经接近无力回天的境况。

2010年，日本财政赤字率超过了9%，负债率近200%，居发达国家之首。日本经济已有20多年徘徊不前，人口下降与老龄化问题依然严重；加之一贯的政治疲软和近期的地震、海啸与核污染，前景难以乐观。

欧元区4月失业率维持在9.9%——西班牙的失业率仍属欧元区最高，达20.7%，爱尔兰和斯洛伐克失业率分别为14.7%和13.9%，仍保持较高水平。欧盟27国去年财政赤字GDP占比 6.4%，公共债务水平由74.4%升至80%。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等国的主权债务危机，加之欧元区经济精英不知变通的传统政策思维，以及岌岌可危的欧元，未来10年的欧元区经济，总体来看比较悲观。

英国经济形势也并不乐观：2010年，英国财政赤字水平达到GDP的10.4%，仅次于爱尔兰和希腊，甚至比葡萄牙还要糟糕，其公共债务水平也由2009年的69.6%升至2010年的80%。另外，英国内部的经济改革较为缓慢，英镑汇率明显偏高（1英镑=1.628美元）。

(二)两阵营艰难博弈的10年

新兴国家以“金砖五国”为代表，涵括全球人口的42％，领土的25%，贸易总量的15％，GDP的约16％。他们未来将与以美、欧、日等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进行持续的博弈。

这两大阵营中，中美双方的博弈将起到关键性作用。由于中美双方在经济、政治、军事、民主、人权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别和利益冲突，全方位博弈的展开和深化将使双方越来越难以和谐相处。随着双方经济政策差异化不断扩大，某些时候甚至可能走向两个极端。

未来10年，贸易摩擦将经常化，地区冲突频发。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地区动荡不安，对周边经济环境已经造成严重影响。未来数年，由于两大阵营抢占具有战略性的资源，争夺发言权和影响力，产生冲突和贸易摩擦不可避免。

(三)金融鏖战决定谁主沉浮

未来几年，美国与欧盟围绕美元和欧元前景的较量必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在这一轮危机前后的几年中，美元不断贬值并且信誉逐步下降。而欧元作为后起之秀，代替了美元的储备作用，这让美国心有不甘。未来美国的复苏必须要有国际资本的不断回流，但坚挺的欧元是一个重大障碍。为此双方一直暗战不休，今后还会衍生出更多精彩的金融博弈案例。长远来看，如今占尽风光的欧元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须防不测。

面对美国这一擅长金融战的强大对手，中国也需要及时加强金融软实力。中国应利用未来10年的宽松货币环境，大力提升自身的金融能力，包括做大金融资产、做强金融机构等。

在这场牌局中，真正的“炸弹”有两个，一个是美国为了自我拯救而被迫发动军事战争；另一个是中国原则上可以狂减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这两个“炸弹”相互制衡，但双方都不会轻易使用。中国最差的一张牌则无疑是经济模式连带的社会稳定问题。这是“中国木桶之短板”，也是国际竞争对手心知肚明的，一旦出问题就会功亏一篑。就经济领域而言，“中国最差单牌”无疑是失去自主性的货币政策：一招不慎就会被对手的“大猫”一剑封喉。例如中国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一旦过高，美国会不失时机地甩出“大猫”——加息引发泡沫破灭的中国危机！

中国未来战略探讨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博弈环境，中国应及早制定内外战略。

(一)全球战略：从美国走向世界——国际贸易与投资多元化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严重不足，仅占全球直接投资的1.2%。由于受政治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中国官方在美国投资总额至今不足100亿美元，而英国在美投资总额为4540亿美元。

目前，中国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已变成一种困境或伤害，国际贸易、外汇储备和对外投资都亟需多元化。在多元化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实现经济和金融自主的首选捷径。市场化机制是消除内患和征服世界的必备武功，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的发展中一定要遵守市场规律，违背市场化的行政命令会产生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必将对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二)国内经济：从国富走向民富——可持续发展的不二选择

“国富民穷”将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心腹大患。1995到2007年，不包括国企资产收益及土地出让收益的政府税收增加6.7倍；与此同时，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1.6和1.2倍。同期政府财收增速是GDP增速的两倍，而普通家庭收入增速则低于GDP增速。

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应是国家和企业向居民让利。1997年我国居民储蓄占比56.17%，至2011年3月底下滑为43.48%。2003年至今，中国真实利率为负的0.3%，相当于银行和企业侵吞了居民财富1.5万亿。政府、国企与居民的财富分配失衡、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剥夺和侵占十分严重。未来收入分配及有关财税政策应以“抽肥补瘦”促社会和谐。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行政支出约占财政收入的20%，是日本的10倍、美国的2倍。与此同时，政府在民生支出方面则明显落后。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6.85万亿元中，医疗、教育、社保、就业支出占比仅14.9%，美国这一比例却高达61%。西方政府的财政赤字固然过于庞大，但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执政为民”。若为提高民众福利，政府即便高负债也光荣。相反，政府富裕而人民贫穷，这才是一个国家的耻辱。

经济转型的关键是让“民富”拉动“消费”。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数据库资料表明：1952年，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67.4%，与今天美国的71%接近。1997年这个比例是49%，现在则是35%。未来应当不断提高居民收入，以民间消费需求增加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三)房地产业：从投资走向民生——政府万万不可失信于民

“房地产行业代表中国未来方向”，过去的十几年，其对GDP增长的贡献最为突出，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的财富结构造成了一定的破坏。至今看来，中国房地产行业已阶段性地完成了过去发展模式所赋予的特殊使命。中央的调控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价格上涨势头已经得到了明显遏制。在这里必须明确强调一点，那就是：不要期望我国的房地产价格大幅下降，更不能以此作为调控的目标。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期，在土地供应绝对有限的国情下，这是不现实的；同时，国内外经济已经出现了足以令人忧虑的严峻挑战，中国承受不起房地产的硬着陆。加之未来主要国家被迫长期实施宽松乃至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房地产价格即便被打下去，也还会再度上涨。综合以上，笔者认为：通过不断增加财富总量和持续提高居民收入来消化房地产泡沫是唯一明智的选择。

住房是一国人民最基本的民生保障，因其价格上涨过快而衍生出来的“投资”属性决不应该反客为主，因此政府必须对“炒房”的投机行为进行持续的限制和打击，以保障民生和社会稳定。在房地产调控过程中，也应遵循市场规律，“限购”并非正常的长远之道。在“保障房”建设方面纵有难度，但不能虎头蛇尾或偷工减料。倘若因此失信于民，后果将不堪设想：宏观调控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受到损害；体制内外的冲突加剧；贫富差距因此加大并威胁社会稳定。

作者系方正集团金融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