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蓬勃发展、不断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历史转折时期，也是党在组织建设上取得巨大成就、成为对中国和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党的时期。延安整风对这一时期党的建设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它促进了党的成熟与发展，完成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目标，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发生了历史性的飞跃。

党建大举措：重拳治顽症

在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毛泽东为什么要集中力量进行全党整风呢？实际上，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是从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战略高度，为彻底清除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而实行的重大举措。

土地革命时期的教条主义导致的“左”倾错误，使革命遭受严重的失败。对此，毛泽东有刻骨铭心的记忆。1936年，他明确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推行的结果是丧失了除陕甘宁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30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30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因此，他在领导全党复兴革命、进行抗日战争的同时，花费很大的精力清除教条主义对党的影响。一是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工作。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总结党进行政治斗争的经验，指出“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是认为“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的教条主义和主张革命的力量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要笔直又笔直的形而上学思想。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提出“如何研究战争”的问题，并从研究战争的方法论的角度，强调研究战争“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在《实践论》、《矛盾论》中，从哲学的高度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扫清党内教条主义为主要目标，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进行了系统的哲学总结。《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无不贯穿了批判教条主义、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二是向全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战略任务。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还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为此，中共中央成立干部教育部，在全党开展学习运动，加大干部培养力度，大力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努力在全党树立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但在几年后，毛泽东发觉这些努力没有取得成效，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党内依然存在着“言必称希腊”、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的“极坏的作风”。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使新四军遭受惨重损失。而就党内原因而言，毛泽东认为：其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毛泽东传》（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627页）他由此加深了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右倾错误的认识，指出，“左”和右看似两个极端，实际“两极相通”，都根源于一个思想方法，即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

鉴于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和严重存在的状况，毛泽东把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提高到关系中国革命的成败的战略高度，视为党必须迫切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他一再强调：主观主义，要亡党亡国亡头，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同时，毛泽东认为教条主义是个顽症，必须有一个全党的大举措才能消除之：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可见，教条主义在历史上的深痛教训，特别是在现实中的严重危害，是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的基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