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做客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记者 李放 摄）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7月28日电 （记者 陈叶军）今天下午，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做客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活水”为题，与广大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显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那么它的第一道门坎在哪里？首先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是什么？

今天我们回头看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可以做很多很多方面的总结。但是，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是非常艰巨的，其中有很多困难。衣俊卿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道门槛，就是马列经典著作的编译事业。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我们在文化模式、思维方式、语言上，开始同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之间是有差距的，怎样让这样一种最先进的理论转化成我们能读得懂，而且同中华民族的文化在这个背景下能生长起来的理论，就很重要。所以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事业就非常重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事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活水。换一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首先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的中国化。在这种意义上，而且这种经典著作的编译不是一蹴而就，一次性可以完成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文献本身就非常浩瀚；另一方面，编译事业也有一个不断提高、不断发展，随着新资料、新文献的出现，随着编译水平的每一次提高，都会对我们理论创新提供重要的资源。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把它叫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活水。它同我们党领导的伟大实践中的实践活水不断地交汇，就成为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最重要的源泉。

回头我们总结我们党90年的历史，能看到，我们党有高度的理论自觉。中国共产党选择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而且知道这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从我们党一成立开始，甚至在党准备成立期间，就已经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编译、出版、传播作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稍稍用一点时间回顾一下这方面的历史，来看在我们党成立初期那么艰难的情况下，我们已经有很多党员和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把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重要著作翻译成中文。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大家知道，就是陈望道先生在1920年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翻译版，它对我们共产党成立都起到关键的作用。从那以后，无论是在国共合作期间，在大革命时期，还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白色恐怖时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还是在我们的苏区，在任何一个时期，我们党总是组织了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党员不断地从事这种经典著作的翻译，而且其中很多很著名的比如李达、瞿秋白这些人，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再举一个例子，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资本论》三卷，要把它完全翻译成中文，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而正是在这种艰难的岁月中完成的，为了这个《资本论》三卷的翻译，有一批人，包括郭沫若先生一直想把《资本论》译成中文，后来没有完成。后来很多人，像侯爱卢、汪丝华、陈启修都做了贡献，但是最重要的就是郭大力和王亚楠，在杭州的一个大佛寺中开始这项艰难的工作，历时十年，终于把《资本论》三卷本都译成了中文。在那个艰难的时期，我们党就非常重视经典著作翻译。应该说，到了延安，这个情况就更加突出了。编译事业的地位就更加突出了。1938年5月5日在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张闻天亲自担任马列学院的院长，而且马列学院设了两个部，一个是教学部，一个是翻译部，组织了当时一批优秀的翻译家。毛主席亲自关心。毛主席有句话，同这些翻译家说，你们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非常重要，要大家学唐三藏，功德无量，就在这个时期。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系统地翻译了比如十卷马恩的文集，十八卷列宁的文集，还有很多很多的著作。

接着我们再说我们党对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重视，新中国成立，1949年上半年，还没到“十一”，这个时候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就开始决定起草成立一个专门的翻译机构，当时叫中共中央俄文翻译局，因为主要文献是从俄文翻译来的。到了1953年，这个俄文翻译局就和中宣部有一个斯大林的翻译室合并起来，就成了中共中央编译局，而且中央给中共中央编译局下的任务是要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从整个历程来看，我们党的理论为什么扎实？它不是偶然的，从一开始，就一直高度重视这个最基础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