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清朝统治、结束中国2000多年帝制的辛亥革命今年整整100年了。这是一场根本政治制度变革的革命。对于这场革命的发生，一般认为是清政府的改革速度太慢导致的，但也有人认为是清政府的改革速度太快有以致之。那么，为什么会在这时发生这场革命呢？

这要从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三股政治势力的各自取向和力量对比分析。

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有三股政治力量：一是清政府，这是统治力量；二是立宪派，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三是革命派，主张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后两股力量是甲午战争后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新兴力量。

从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开端，它以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经济技术为途径，目的是“自强”御侮。但是，中日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政治上的破产。接下来中国该何去何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道路选择：一种是康有为的维新之路，一种是孙中山的革命之路。在 19世纪末，主张渐进的维新之路得到广泛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这时候，革命还被看作大逆不道，孙中山1895年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把革命党人看作“乱臣贼子”，“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但是，维新变法运动昙花一现，即被慈禧太后血腥镇压，“中国又成一旧世界”（李鸿章语），盲目排外的守旧势力一时间甚嚣尘上，结果是他们为了逞一时之快，利用义和团，并向各国宣战，导致了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北京沦陷，慈禧西逃，清政府的威信一落千丈。慈禧还算明白，知道她两年来的作为不得人心，给清王朝带来了统治危机，于是在逃往西安的半路上就急忙发布谕旨，宣布实行“新政”，以收拾人心，挽救危机。此后，清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官制、经济、军事、教育方面的改革，实事求是地说，“新政”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可圈可点。

但是，这些“新政”对收拾人心、挽救危机的作用并不大。一方面，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反清革命团体纷纷建立，并不断发动反清武装起义，这时，不但听不到人们“恶声相加”，“有识之士”还为之“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1905年8月，这些反清革命团体联合起来在日本东京建立了同盟会。另一方面，由维新派转化而来的立宪派并不满足于清政府在一般制度上的改革，他们要求进行根本的政治制度改革，即实行君主立宪，特别是日俄战争之后，立宪派把小日本战胜大俄国看作是立宪战胜了专制，立宪呼声迅速高涨。清政府、立宪派、革命派三足鼎立的局面于此形成。在这一格局中，革命派与立宪派之间、立宪派与清政府之间都是有同有异，只有革命派和清政府之间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

在这种局势下，清政府的正确选择无疑是应该笼络立宪派，因为革命派它是笼络不住的。事实上，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就是决定仿行宪政。对此，立宪派是欢迎的，当时大多数国民也是欢迎的，尽管很多人同情革命，但那是出于对清政府的恨，革命毕竟会造成大的社会动荡，会流血死人，是不得已时最后的选择，能避免时要尽可能避免。现在清政府既然表现出开明的态度，采取了进步的措施，人们自然会支持，据报道，当时人们张灯结彩，敲锣打鼓，游行庆祝，感到中国终于有希望了。

对此，革命派是不欢迎的，不但不欢迎，还要阻止，道理很简单：清政府的进步会加强它的统治基础，会加强它统治的合法性，相应地会减低革命的必要性，妨害革命力量的壮大。于是，革命派对此先是阻止，在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从北京乘火车出发的时候，革命党人吴樾就怀揣炸弹跟上了车。吴樾的炸弹不仅没有阻止、反而更坚定了清政府仿行宪政的决心。此后，几乎是清政府每出台一项改革措施，革命派就予以攻击，尤其对清政府的预备立宪，革命派一口咬定是假立宪，是“欺骗”。

对于革命派的起义活动（自然是在国内），清政府当然是全力镇压；而对于革命派的排满革命宣传和其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指责（这却是在海外），清政府却不会去与之辩论。倒是立宪派充当了维护清朝统治、支持预备立宪活动的辩护士，千方百计地论证革命的恐怖和立宪的好处，双方主要围绕着革命派的反清排满，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实事求是地说，革命派的反清排满宣传充满激情，以满族对汉族的残酷统治及其给中国造成深重的民族危机立论，煽动人们的“民族”情绪，是当时最能号召人的旗帜。而立宪派在满汉民族问题上的立场则相当理性，相当正确，但是在当时，正确的理论却不能得到广泛的理解和支持，情绪压倒理性，这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让立宪派失望的是，清政府的一步步举措，最后证明了革命派对它的指责是正确的：清政府借立宪之名，行中央集权之实，一步步收权，把权力集中到少数满族亲贵手中。于是，革命派和同情革命派的力量日益壮大，难怪梁启超十分感慨地说：“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

我们知道，清王朝建立全国统治后，虽然建立其满汉联合统治，但是从中央到地方，掌握实权的是满族官僚：中央政府各部的尚书、侍郎等官员是满汉各半，但以满族官僚为主；地方政府的总督、巡抚则主要由满族人担任。太平天国战争中曾国藩湘系势力的崛起改变了地方上满族官僚占主导地位的格局，总督、巡抚等地方官成了汉族官僚的天下。在预备立宪的过程中，清政府开始收权，特别是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去世后，掌权的摄政王载沣基本上没有政治智慧，他和一般满族少年亲贵一起，加速了收权的进程。收权可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把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另一方面是把汉族官僚手中的权力收归满族官僚手中，这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地方权力收归中央的过程同时就是汉族官僚手中权力收归满族官僚手中的过程。清政府收权最主要的表现，一是中央各部的权力掌握在满族亲贵手中，二是地方督抚大多换成了满族官僚，三是最后搞了个“皇族内阁”。这种收权的举措首先是得罪了汉族官僚集团，他们当然不乐意手中的权力被剥夺；其次也得罪了立宪派，因为立宪派奔走呼号，费尽心力，目的是通过立宪实现议政和参政的愿望，进入权力核心，清政府的收权使得他们的愿望落空。应该说，汉族官僚是最不可能反清的，立宪派也不主张推翻清政府，他们是清统治者最应该团结的力量。但是，清统治者计不出此，把他们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只是他们不会主动点燃反清的第一把火，但这并不妨碍在有人点火后，他们成为煽风添柴的主力。

于是，武昌起义后，立宪派和地方督抚在经过短短几天的观望后，发现清政府没有采取得力措施予以镇压，就纷纷宣布独立，迅速实现了从清王朝的支持者到清王朝的埋葬者的华丽转身，摇身一变成了革命政府的都督。袁世凯则借助这一时机，左右逢源，攫取了革命的胜利果实，清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武昌起义是个偶发事件，一个偶发事件能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根本的原因不在于革命派有多大能量，而在于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它是自己埋葬了自己。偶然性的后面有必然性。正像时人分析的那样：“满清于数年前，果能立意振作，易汉姓，废旗制，化除畛域，实行宪政，荡涤积弊，与民更始，人心不至涣散若是。乃计不出此，匪独因循玩愒，又复变本加厉，致令贵族专横，怨毒日深，致酿成今日革命之祸。”因此，革命在这个时候发生，不在于清政府改革速度的快慢，而在于它所采取的改革措施是否与它的支持者的要求同步。从这点来看，显然是不同步，是远远落后于它的支持者的要求的。武昌起义只是点燃了烧毁清王朝的第一把火，如果不是立宪派和地方督抚们煽风添柴，单凭革命派的力量，清王朝还不至于那么快垮台。如果把清王朝的覆灭主要归因为革命党人的激进宣传，而不到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矛盾（这主要是清政府造成的）中找原因，恐怕就是倒因为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