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财政是治理“三公”问题的唯一之道。民主财政，简单地说来，就是政府按照民众的意愿,通过相关的民主程序,运用民主方式来理财。“三公”支出的公开实质上是一个民主政治建设过程，并且本身就是走向民主财政的重要一步

关注或研究中国事务的朋友、学者，要时时刻刻关注中国的变化，尤其是语言、词汇，否则一不留神，有些词汇恐怕就看不懂了。现在社会中被热议的“三公”就是一例。“三公”是什么?是各级政府的三种公务费用的支出，即政府部门人员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三项费用，简称“三公”。但此“三公”非中国古代朝廷中最尊显的三个官衔合称的“三公”，例如，《尚书·周官》中的“三公”指的是“太师”、“太傅”和“太保”。

现引起社会热议、成为社会舆论焦点的“三公”支出的公开，肇起于2011年3月23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该会议提出，在2009年和2010年大幅压缩公务费用的基础上，2011年继续压缩中央部门“三公”经费预算。尔后的5月4日所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了进一步推进财政预算公开工作，温家宝总理要求中央各部委于2011年6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央财政决算时，将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纳入报告内容，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由此，引发了社会对“三公”支出公开的等待和期待。

“三公”公示离群众期待尚有距离

本来公开政府预算，接受社会大众的监督，是政府当然的责任，道理很简单明了，政府的预算收入来自于纳税人上交的税收。现在社会之所以热议“三公”支出，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央各部委公布“三公”经费的表现不满。

首先，对于中央绝大多数部委没有按规定执行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公布期限要求的强烈不满。到了六月底的期限，除科技部第一个响应国务院号召“晒三公”外，其他中央部委都爽约，没有公布自己的“三公”支出情况，甚至到现在(8月11日)依然有3个中央部门没有公布自己的“三公”账目。

第二，即便已经公布了的部门，其账目也是让人们“雾里看花”，不少数据不具体，离社会大众的期待相距甚远。

第三，不少数据要么令人费解，要么其用途不合乎逻辑，超出了社会的想象。比如，某部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三公经费”支出927.2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支出470.54万元，占五成以上，公务用车费用超出当年预算5.71万元;而2011年的“三公”支出预算比2010年实际支出高出近30万元为956.49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支出494.01万元，占比依然达到五成。而这是个从逻辑上来说并不需要经常出国考察的部门。难怪不少网民对该部委的公国经费提出质疑。

第四，什么时候可以让人大、政协和社会团体这些单位公布一下“三公”支出呢?社会对此同样有期待。

“丑媳妇”不敢见“公婆”

其实，社会大众对“三公”的不满，不是说政府不应该有“三公”支出。事实上，古今中外，任何政府执行公务都需要公务费用的支出，“三公”支出是政府行政经费的组成部分，属于政府行政成本，是必要的支出。那么，为什么这些政府部门不敢晒出自己的“三公”支出?如同“丑媳妇”不敢来见“公婆”呢?原因很简单，“三公”已沦为“三私”了：公费旅游、公车私用、公款吃喝。“三公”成为“三私”，官员自己心知肚明，百姓心里同样清楚。

问题还在于为什么这些部门有胆子要么“抗旨”不公布，要么公布个模糊账以应付或糊弄大众呢?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法不责众的心态作怪。或者不公布，即便公布也是应付一下，尽管一时半刻会招致社会舆论的批评或哗然，那又怎么样呢?又不是一家不公布，或只是一家应付了事。尤其是领导，要是“三公”没有落到个人的口袋里的话，更不会有因“献丑”而“出丑”的感觉，大家都是如此嘛。再以某部委为例，逻辑上并不需要出国的部门一半的费用用于出国考察了，如此的支出比例显然是不合理、不合逻辑的，但是，该部委的领导不会为此心有不安的，因为即使他们的领导就是借出国考察之名行公费旅游之实，民众又能怎样?其他部门难道不是同样如此吗?有多少属于真正的公务考察而不夹带着公费旅游的呢?地方政府何尝不是这样?大学里的领导出国考察又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呢?既然大家都是“丑媳妇”，按理说来都难以见阳光的，但是正因为人人都是“丑媳妇”，见就见了呗，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他们是不会抱着内疚的心情来对待“三公”公布之事的，更不会有自责之心，至多有所顾虑的是，怕公布后社会舆论的批评会使自己的形象受损而已。

第二，在于“公婆”没有招儿。这些部委的真正“公婆”是广大的纳税人，但是，这个“公婆”手中没有杀手锏，人民拿这些部委没有办法，其职位的去留同人民没有直接的关联，人民对此发言权有限，因此他们可以不重视纳税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