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江/绘

“学而优则仕”的困局

一段时间以来，“钱学森之问”引发了虎扑篮球：“为什么杰出人才总是冒不出来”的广泛讨论，大家从多个角度发表了不少值得重视的意见。我认为，社会价值观的扭曲是当前中国冒不出杰出人才最重要的原因。要想解放人才，首先需要从这里开始。

“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是满清政府派往美国的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之一，学成归国后，贡献卓著。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才，他一方面从事国家铁路建设，一方面却一直谋求更高的官位。要问为什么他要这么累？他的回答是：在中国不当官就干不成事。

众所周知，“学而优则仕”是中国传统思想观念，读书读好了就要去当官。这种思想从科举制度确立以来基本上为人们所接受，成为千年以来社会价值观的主流，即“官本位”思想。

近代中国屡被列强欺侮，使国人开始思考为什么总是落后挨打，觉悟之一就是“学而优则仕”让国人都去谋取功名利禄，导致科技落后，国运衰微。后来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兴起、中国共产党诞生、科学民主思想不断传播、新中国成立，这些时代潮流虽然对“官本位”思想有所冲击，但是并没有将其冲倒。时至今日，社会上把“当没当官”、“官位多大”作为人生成功与否评价标准者，大有人在。可以设想，在“官本位”观念笼罩下的社会里，青年人很难不被这种错误观念诱惑、牵动，除非具有极大的定力。所以我认为，解放人才，特别需要把人才从“官本位”的价值观牢笼中解放出来，促使更多的青年才俊去追求真理、勇于开拓、大胆创新。

反对“官本位”思想，并不是反对官员，也不是反对人们去当官，而是反对那么多的人把当官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并且把官位大小作为衡量人生价值高低的标准。年轻一代应该更多地去追求科学发明、艺术创造、文化创新、管理变革、企业成功，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广阔领域直接创造价值，建功立业。

“分蛋糕”的诱惑

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指出，所谓制度就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无可争议的。从总体上看，在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时期，其基本制度框架，始终强化着对生产性活动的激励；而在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时期，其基本制度框架，一定强化着再分配性活动的激励。

一个社会如果很多人把当官作为自己的追求，那就意味着很多人在实行着“分配性努力”，而规避“生产性努力”。打个通俗的比喻，一个社会争着“做蛋糕”的人多，比争着“分蛋糕”的人多一些才是好事。诺斯指出，不少发达国家崛起的历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应该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引导年轻一代，还不清楚吗？令人担忧的是，“官本位”的价值观近年来不仅没有弱化，反而有所强化。甚至有小学生直言不讳宣称自己的理想就是要当官，有领导把让人才当官作为最好的奖励，现实社会生活的种种迹象表明，“官本位”的价值观在有的地方已出现了制度化的倾向。

当然，“官本位”价值观的改变，决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甚至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但是，这与我们认识还是不认识这个问题，要不要积极加以引导关系甚大。

詹天佑的苦恼

1910年，詹天佑亲口对一位年轻人说：“我们留学外国获得了一些知识技能，要做一点事贡献国家。如要做官，就不能做事；想做事，万不可做官。但官又不可不做。在现在之中国，没有经过朝廷给予你一个官职，你就没有地位，没有人把重要的事给你做。”

要理解詹天佑，非读这段话不可，要理解当前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苦衷，也非读这段话不可。这话是100多年前讲的，但是语境怎么就像在今日？我的看法是，詹天佑的这段话不仅直戳“官本位”的危害，而且蕴含着解决“官本位”和“官本位”价值观的思路，那就是要集中考虑：如何让人才“不当官也能干成事”。

对于如何逐步减弱官本位错误观念的影响，我想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要大力倡导“复合平等理论”。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提出“复合平等”理论，其要点在于反对“赢家通吃”。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钱是有用的，但绝不是万能的。权是有用的，也不是万能的。

其次，要主动为公务员考试适度降温。近年来公务员考试热有愈演愈烈之势，国家某部门招考两个公务员职位，各地报考者加起来总数近万，被网民戏称为“万人坑”，其实这不是一件好事。这说明我们国家喜欢实行“分配性努力”的人太多了，喜欢实行“生产性努力”的人少。需要加大宣传公务员权力与义务的对等，彰显担当公务职责的艰巨性。

其三，要提高各类杰出人才的待遇。社会上之所以追求当官，说到底是看到了当官的种种实惠明显高于其他做出贡献者。因此，需要适当加以平衡。要让广大人民群众相信“人人都能成才”的科学人才观是客观真实的、也是实实在在的。这样，大家才不会拥挤在“仕途经济”一条羊肠小道上。对通过市场机制不能获得应有经济收益的重要领域科学技术专家，国家应该给予特殊的资助。

其四，要改革事业单位的决策机制。我们国家的专业技术人才大都分布在事业单位，但是由于行政领导决策权力太大，人才想干事也往往很难干成。为此需要加大学术委员会、技术委员会、艺术委员会等专业性质机构在决策中的权重，有的事项不经这类委员会讨论通过则不准实施。不仅政府要成为服务型政府，事业单位的管理机构也要成为服务型机构。课题及课题经费总数确定下来之后，在人员聘用、仪器购置、经费使用等方面也应该下放权力，使真正想干事的人能够尽其心、干成事。

(作者系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