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使城市主人们的口气和眼界越来越高。在城市战略上，不仅有180多个国内城市打出口号要发展国际大都市，同时，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巨大压力下，作为城市发展更高理想的文化城市，近年来也开始扎堆出现在各地城市的发展战略中。

从世界城市的发展史看，城市的经济地位、经济社会发展健康与否，直接决定着城市的文化选择，包括城市文化精神的导向。芒福德提出文化城市的理论模式，但我们却不能简单照搬。中国从经济城市向文化城市的转变，符合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内在规律和现实需要，但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巨大差异，使其成为当下许多城市的心头之痛。

在城市发展的硬件上，可以看到，尽管各种所谓地标性建筑如雨后春笋，但由于城市管理者们一窝蜂地邀请不懂中国的洋人设计，使中国城市也成为西方人不付任何成本的实验室。这种走向一厢情愿的所谓城市文化国际化之路，是中国城市经济发达而文化落后的典型个案。殊不知，很多标识性建筑成了西方人不懂中国文化的笑柄。

从理论上说，学者们都清楚，当代城市功能从政治城市和经济城市走向文化城市，其核心必须以文化资源为客观生产对象，把城市的文化发展与个体的审美劳动相结合，并以文化创意、艺术设计、景观创造等为手段推进城市文化及文化产业发展，最终实现“人在城市中全面发展”，把人的文化层面的审美生存需求和精神空间作为城市发展的目标。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人们简单认为：城市文化发展只是时间问题，我们迟早可以建成文化大都市。特别是缺乏专业化的理论研究和系统性的战略设计，很多城市的文化建设直接异化为发展经济的手段。中国许多城市的发展盲目以经济标尺来衡量文化的发展，导致对城市文化资源与功能的新一轮破坏。

经济发展以利润为标尺，而文化发展则需要文化定位的清晰。中国城市文化建设在一片喧嚣的背后，有识之士看到的是深深的焦虑。其焦虑来自三方面：

首先，传统文化资源里难以找寻到对城市文化发展主体即城市公民的尊重，这其实是对生命缺乏尊重的表现。几千年来传统文化在对待生命的问题上，一直围绕着专制体制的运转来设计，如传统儒家宣扬的仁爱就是从维护专制体制的有效性出发的，其结果必然造成对个体生命的蔑视。遵循这一传统，在当代经济大潮中，经济发展似乎也成为强权，人在金钱面前，个体同样没有得到尊重，人的责任和尊严也都烟消云散。同时，屈服于经济强权，个体的自由也是次要考虑的。康德说，人是目的本身，而不是手段。这一原则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早已被遗弃。人已经沦为边缘因素，资本、技术凌驾于主体之上，“城市异化”实为必然。可以看到，各地城市的发展，人被置于最末的地位，资本、利润等是最优先考虑的因素。人为了生存，与物的争夺此起彼伏，根本无暇再为内心的文化精神需求去花费时间和精力。动辄上亿的“大手笔”工程已是城市文化发展的家常便饭，但却很少有人真正关心一些基本的问题：城市文化为什么这样以及应该怎样，文化工程对个体生命有何意义和价值，以及这是否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等。

其次，生命个体遭到忽视，文化信仰必然成为摆设。在越来越激烈的生存竞争中，每个城市人都在很努力地活着，并在忙碌中逐渐忘却了“头上的星空和内在的道德律”，由此导致内在的虚弱和思想的贫乏，抽空了城市文化发展所必需的精神力量，特别是在主体世界中具有集聚和核心作用的信仰或者信念。以城市文化规划为例，很多城市文化规划看不到对文化的信仰而做出的行动，只关注什么样的文化噱头可以吸引消费者，带来更大的利润。所以，西门庆故居等低俗景观遍地开花成为华夏一景。城市文化发展需要依托坚定的群体文化信仰，特别是对文化理想的坚守，而不是随便因为什么利益的诱惑就可以放弃原则，甚至于出卖信仰和良心。

秉持什么样的文化信仰，就会带来什么样的文化选择。一个没有文化信仰的群体，文化就不能融进身体和精神，不能成为行为的指南。大多数时候，人们遵循急功近利的行为准则，只是把文化当成消遣的工具，把信仰当成临时的烧香拜佛，期许的都是短期收效，对于百年大计已没有耐心了。可忧的是，这样做必然会被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无情抛弃。因为文化信仰如果无所依归，文化内涵也会杂乱无章，文化事业不是一个可以操控的企业，文化发展靠的是积累，没有捷径可以一夜建成。而道路越长、路途越是艰险，实际上也就越需要坚定的信仰和理想。

第三，与农业社会的自然散漫状态不同，城市化进程主要依赖于理性和制度力量的规范和引导。缺乏法律、制度和规则的支持，是中国城市文化在建设过程中普遍焦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法治建设近年来成绩很大，但由于法治社会建设的起点低，特别是城市发展中的新问题多等原因，所以在城市文化发展中仍然感觉到法治保证的不足。法治社会的建成不仅仅是保障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还要更深地考虑它对保护个体的物质权益和文化权益的重要作用。要形成对个体生命真正的尊重，要培育出真正坚定的文化信仰，法治社会将是一道真正具有支撑性的基础工作。因为只有在法治的平台上，个体才有可能得到尊重和保护；而只有这样的个体，才会去思考活着的意义和价值，以及把意义和价值投射到城市文化的发展上，通过文化形式去反映个体和城市的追求，推动一个城市的文化进步。

法治能够保证个体的自由和生命的尊严，帮助个体释放最大的能量，这需要整个社会明确法治的意义和价值，全社会必须意识到只有法治可以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公民得到自由的发展，文化就会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

以“经济代文化”是当下城市文化建设存在的最大问题。正如《2011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指出的：只要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型城市化模式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不管过去打出“经济中心”、“国际大都市”的口号，还是现在打出“文化大省”、“文化强省”或“生态城市”、“宜居城市”的口号，结果都是“换汤不换药”。改变这种现实的关键，就在于加强对生命的尊重和对文化信仰的追求。而这些观念的培养关键在人，什么样的人决定什么样的未来城市文化走向。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充分体现对个体的尊重、努力培植坚定的文化信仰，并与法治社会建设结合起来，城市文化的未来才是美好可期的。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报》副总编、上海交通大学都市文化与传播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