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债务危机隐藏着十大矛盾：

一是超高福利与政治体制的矛盾。西方政治体制表面看核心是“三权分立”，真功夫是竞选。竞选靠四大台柱，第一是竞选实力；第二是自身形象；第三是高能辩才；第四是利益许诺。为了选举的需要，不管有无财力，各参选党派竞相承诺提高福利价码，吊足选民胃口，逐渐形成“超高福利文化”。这种“超高福利文化”的“无限性”与民主政治体制趋向的“极端性”形成尖锐矛盾，并由此产生第二个矛盾，即兑现竞选承诺与财政能力的矛盾。为了兑现竞选承诺，就得提高财力；为了提高财力，就得增加税收。但是西方逐渐的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化，造成产业空心化，就产生了第三个矛盾，即经济衰退与增税的矛盾。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环比已从一季度0.8％跌到二季度0.2％，创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其中作为欧元区火车头的德国仅为0.1％，法国更是原地踏步。经济衰退增不上税，又要争取连任，就得实行赤字财政，大肆举债，这就产生第四个矛盾，即保位与欠债的矛盾。为了保位而欠债，欠债越来越多，就形成了债务危机，就得减少赤字。“减赤”引发民众抗议、消费低迷，带来进一步的经济衰退、失业增加，反过来又导致税收下降、赤字增加，这就出现第五个矛盾，即克服债务危机与经济衰退加剧和社会动乱的矛盾。现在示威游行和骚乱已经此伏彼起。高债务问题自身解决不了，就要向其他国家求救。这就产生第六个矛盾，即德国等国的救助意愿与救助代价的矛盾，换句话说就是德国人岂能替希腊人埋单？默克尔面临着要欧元还是要选票的问题。这也是德法等国口惠而实不至的原因。德国解决不了，欧洲央行也解决不了。英美等国由于是自主货币国家，还可通过债务货币化（变相赖账）来解燃眉之急，比如推出新的量化宽松政策，政府向央行发债偿还到期债务。但欧洲央行这样做不但难通过，还可能导致各高债国争抢“货币化额度”的乱局。这就是第七个矛盾，欧洲央行体制与债务货币化解决方式的矛盾。同时，目前不仅是西方高债国的融资需求高峰，也是西方银行体系的融资需求高峰，西方银行体系的融资需求与其总负债的比率大多达30%－40％，这就产生第八个矛盾，高债国政府融资需求与银行融资需求的矛盾。上述种种办法解决不了问题，只好债务展期。债务展期产生第九个矛盾，长痛与短痛的矛盾。短痛可以让高债国破产，长痛是否就能解决问题？说不定会经历更多的剧痛，最后使更多的高债国破产。长痛短痛都不行，可否欧元区再前进一步成立“欧罗巴国”？欧元是欧元区货币体制的象征，“欧罗巴国”是欧元区财政体制的象征，这个设想可行么？这就出现第十个矛盾，欧元区货币体制与财政体制的矛盾。不用说无人强扭，强扭的瓜也不甜，德国人不干，我为什么替希腊人埋单？希腊人也不干，宁当鸡头不当凤尾，小国之君也比大国小民风光……

上述十大矛盾中，主要矛盾仍是西方超高福利和政治体制的矛盾。如果西方不解决政治体制上的“极端民主化”和文化上的“超高福利主义”，十大矛盾难以解决，暂时解决也是饮鸩止渴。

（作者为本报特约评论员、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