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从2010年下半年至今，五个恶行极重的巨贪被判处死刑——曾被公安部授予一等功的重庆原司法局局长文强，全国“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局长、科级干部罗亚平，“中国第一贪纪委书记”曾锦春。7月19日，索贿受贿1.45亿元、贪污5359万余元、违规退还有关公司土地出让金7170万余元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与受贿1.08亿余元的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两人于同天上午被执行死刑。滚滚人头落地的同时，各级干部们似乎前“腐”后继，越反越贪，可谓官不畏死。为何死刑和民愤依然治不了贪官?

为什么在权钱交易中，受伤害的总是领导干部?许迈永案件可以证明这样一个公式： 权力必须来自权利，权力才能真正代表权利 ; 权利必须制衡权力，权力才能真正服从权利; 权力必须回归权利，权力才会真正属于权利

今年是执政74年的苏共亡党二十年祭。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过的一句名言——“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

贪官忏悔的“假理由”

新中国成立五年时，打江山的陈毅元帅出于对权力的感悟，曾写有一首感事述怀诗《七古·手莫伸》。诗中指出了权力所必然带来的三大好处：即“威严、美色、推戴”。

我以为，如果陈毅元帅面临市场经济条件，他还会加上“钱财”这一大好处。许迈永就因为“钱多、房多、情妇多”被民众戏称为“许三多”。

9月6日，《检察日报》刊发了许迈永2009年写就的悔过信《“对一次一次举报，我都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许迈永认为，自己之所以走上贪腐之路，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权变钱的思想。随着“权力越来越大”，“越比心态越不平衡”，“虽然地位、职务、荣誉不能传承，但金钱、资产、物品可以继承”，“因而，金钱第一的思想在我的头脑里越来越深。”二是侥幸的心理。“我总以为朋友靠得住，并心存侥幸地认为，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会有问题，即使出了事，组织上查，也会有人替我挡一下。”三是法制观念不强。“法律意识淡薄，政策界限模糊，不能明辨是非”。

其实，许迈永列举的三条主要原因，与很多贪官的忏悔非常相似。应当说，带有共性。但是前两条是真原因，后一条是假理由。

权能变钱，古往今来几乎无人不晓;心存侥幸，历来贪官都作如此之想。许迈永既非圣贤，加之“从小穷怕了”，只要有条件，“权力变现”，自然成为那些由厌腐恨腐反腐败，发展为思腐羡腐搞腐败者的当然选项。市场经济奉行等价交换的原则。同时，为防止权力与钱财进行等价交换，市场经济又是法治经济。而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基本上是人为的过程，而非自发的过程。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远大于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权力的含金量，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过程中，呈几何级数增长。而我们一些地方单位的政治体制改革，又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忽视了对每日每时不断滋生苍蝇的“粪坑”的填埋

几十年的腐败与反腐败实践证明：这种“一手硬、一手软”的不协调状态，这种“一腿长、一腿短”的不同步状态，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适应、不配套所拉开的缝隙，就是腐败行为不断滋生蔓延的土壤，就是腐败案件易发多发的生存空间。

于是，一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的含金量迅速攀升;另一方面，对权力的制约(还谈不上制衡)却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市场条件下的一些权力之“虎”，很快觉察到计划条件之“笼”的脆弱。于是，一些心有不甘的掌权者，便开始以身试法;于是，一些胆大妄为的掌权者，甚至敢于铤而走险!

八十年代初，我们拿海丰县原县委书记王仲、副书记叶妈坎开刀。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一连杀了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河南省原副省长吕德彬、第一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段义和等6名省部级腐败高官!我们反腐的态度不可谓不坚决，处置不可谓不严厉，但权钱交易仍在滋生蔓延!

原因何在?32年了，我们在标本兼治中，太注重查处腐败的个案，太注重拍打腐败的苍蝇了;而忽视了加快制度体制机制，特别是权力结构的改革，也即忽视了对每日每时不断滋生苍蝇的“粪坑”的填埋!于是，卷入腐败的级别越来越高，金额越来越大，重要岗位的官员也越来越多……

身为副市长的许迈永，不仅是杭州市纪委监察局监督的死角，也是杭州新闻媒体监督的禁区，还是杭州市人大政协监督的空白……

于是，失去监督且心存侥幸的许迈永，一旦自律不严，一旦把持不住，必会铸成大错，滑向犯罪深渊!

于是，上级的委任书，常常与法庭的判决书相连;风光的主席台，往往与落泪的断头台直通。

就这样，许迈永轻易地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

而许迈永的所谓“法制观念不强”，不过是他的借口和遁词!以他的智商和阅历，他完全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是在违法犯罪!不过他太相信他的智商和阅历，他太相信他的所谓铁哥们了，却太不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箴言了。

为什么在权钱交易中，受伤害的总是领导干部

许迈永没有什么家庭背景，他的不断提拔与他的工作能力强是有关系的：属于搞工作很有一套，搞腐败也很有一套的“两搞干部”。

八十年代后期，这种“两搞干部”就开始出现，但由于“用等级授职来代替普选制”的干部任命方式未能根本改革，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只有忍看搞工作很有一套的领导干部，如担任过广东、浙江两省的省纪委书记王华元，今年落马的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等人，成为搞腐败也很有一套的千古罪人。

许迈永之死，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更应当认真思考这样一个简单道理：为什么在权钱交易中，受伤害的总是领导干部?

我以为，首先，权钱交易不是一种等价交换。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公器，而非私产。拿公家的而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去与别人进行私人的交换，如同给人放牛的娃娃，把别人的牛拿去卖了。这种买卖肯定不是等价交换，而是削价贱卖!

其次，权钱交易不是一种正常交易。权与钱的交易，既不敢进入公开的市场，也不敢让公众参与。只能偷偷摸摸地干，提心掉胆地办，一对一地搞。是最典型的黑市交易、地下交易、违法犯罪交易!

第三，权钱交易不是一种平等交易。交易之初，不法分子用他包里的钱，来买你手中的权时，他是孙子，你是大爷!成交后，不需很长时间，你便成了孙子，他便成了大爷!不法分子由此总结出：“先用我包里的钱，来买你手中的权;再用你手中的权，帮我赚更多的钱!”这就是不法分子“暂当孙子无妨，后做大爷应当”的“只赚不赔”的好生意!

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双重转换”中，外面的世界实在太精彩了!来自外在各方面的诱惑和欲望，远远超过了人性本身所具有的自制力。在这外欲大于内制的特定时期缺少制约、制衡的权力，无疑成为一些类似许迈永的人，走向深渊甚至断头台的放大器或加速器。

从这个意义上讲，许迈永之死，既是他个人素质的悲剧，也折射出我们权力结构不科学的弊端。

在反腐败与腐败的两种力量较量中，速度是关键。要遏制腐败，不仅要通过严肃查处，加大腐败的成本，提高其死亡率;而且要以治本为主，减少其出生率。在力度不变的情况下，腐败的出生率下降，其死亡率必然上升。而改革党委“议行合一”的领导体制，改革纪检监察体制，就是解决速度问题的重要举措。

许迈永案件可以证明这样一个公式：

权力必须来自权利，权力才能真正代表权利 ;

权利必须制衡权力，权力才能真正服从权利;

权力必须回归权利，权力才会真正属于权利。

(作者为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注：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原创文章，网络转载请为作者署名并注明“来源：《人民论坛》杂志”字样。书面转载请联系010-65363752或邮件至rmlt@rmlt.com.cn。肖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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