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辛的留学生涯和长期刻苦的研习经历磨练了他们的意志与品质。同时，他们又有在国内接受大学教育或者参加工作的经验，了解国情。因此，回望百年，总体而言，海归人员是优秀的

不同时期的海归从政特色

回望百年中国，海归从政绵延不绝，他们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岗位为建设现代国家作出了应有贡献。

从1872年到1875年间，在“近代中国留美第一人”容闳力促之下，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1881年，由于惧怕留美幼童“离经叛道”，清朝政府突然终止原定20年的留学计划。被召回国的“留美幼童”，后来分散到政界、军界、实业界、教育界等各个领域，几乎参与了从清末到民初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成了所在领域的领军人物和中坚力量。

1877年，清政府又陆续派出80余人分赴欧洲各国学习。归国之后，这批学子成了北洋海军的骨干力量。

甲午战争后，朝野人士对日态度由鄙夷转为崇拜。在政府的鼓励下，官费、公费、自费留日走向高潮，学生总数达到空前庞大的5万人，主要学习政法科、教育科和军事科等。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了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而后的民国初期，几乎是海归主政的历史。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派遣留学生计划与国家工业建设计划密切结合，近2万留学生被派往苏联、东欧学习现代科学、工艺技术和企业管理。这批留学生学成归国后，成为新中国全面建立工业体系和科研体系的骨干力量。其中李岚清以及钱其琛、邹家骅等成为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沿续近百年的留学传统在“文革”前中断。直到1973年，新中国开始向西方国家派出第一批留学生，杨洁篪和龙永图是这批幸运者中的优秀分子。

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拉开，中国进入了有史以来最为开放的时期，最大规模的海外留学潮由此兴起。改革开放后的新一代留学生群体去向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北美成为留学人才的主要聚居地。这代留学生中，国家公派只占少部分，绝大多数人为自费留学，学科范围涵盖了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等各领域。

这批陆续回国的海归人员开始大量进入外交、经贸、立法等政府实务部门。其中，韩启德、路甬祥等少数人员进入了国家领导人序列;万钢、陈竺、周济、周小川等成了部长级领导。

据美国汉密尔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李成教授所做的一份研究，在2005年，中国省部级领导中有留学背景的一共为61人。至于分布于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中的局级、处级等海归人员，数量已经相当庞大。从政海归在政府部门的分布已经呈现宽领域、多层次、规模化的特点。

百年变迁背景下的海归从政规律

鸦片战争之后，传统中国自然演变的生存环境被彻底打破，面对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进程和强大的西方世界，“以求洋人擅长之计，而为中国自强之图”成为清朝政府的唯一选择，很自然地，习得了洋人擅长之计的海归人士作为皇朝政府的倚重对象而入军政两界。

但随着危机的加深，朝野人士终于知道，洋人擅长之计不只在于“器物”，更在于“制度”，变革便由“洋务运动”进入“变法维新”和“实施新政”，海归人士也由技术专家一跃而为制度设计者了。

但中体西用式的改革依然改变不了皇权体制彻底瓦解的命运，建设现代国家成为近代中国的历史诉求。在西方现成模式的示范之下，最初，由经历了欧风美雨的海归人士主导，中国大张旗鼓地搞起了多党议会民主体制。但是，由于多党议会民主制赖以建立的条件，如公民社会、法治精神、契约意识等，在中国尚未形成，多党议会民主制并未给中国带来秩序和繁荣。不久，随着袁世凯强人政治的结束，中国陷入了全面危机。

民国时期，一方面大批欧美海归，如孔祥熙、宋子文等，占据着国民政府的重要岗位;另一方面，部分国人则走上了向马列主义、苏俄道路寻去启示的道路，他们认为马列主义内含的社会平等思想和苏俄模式带来的公共秩序，深深契合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

受制于革命的初始条件和具体路径，国民党始终无法克服内部分裂和腐败滥权，英美道路在大陆最终破产。而支持走苏俄道路的中共，取得了最终的革命胜利，带领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战胜国内外的各方面挑战，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政府一方面设法从欧、美延揽了一批理工类杰出海归，另一方面精心挑选了近2万学生赴苏东等友好国家学习。

这一时期的欧美海归，只有钱学森、周培源等经过长期考察和培养的极少数人最终进入政治高层，但始终未入权力核心。而一些“根红苗正”的苏东海归则得到悉心栽培，大批进入政坛，并最终进入政治高层。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为了有效应对严峻挑战，迅速走出转型困境，提升政府治理品质，国家急需大量熟悉国际规则、通晓现代经济运行规律、具备公共管理知识的社会管理人才，政府一方面通过出国培训等方式提升公务员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直接延揽海归人员进入政府部门。

一时之间，在中央银行、商务部、国研中心等专业性较强的部门，海归精英快速增加。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吴敬琏等海归精英几乎参与了当时中国所有重大经济改革措施的设计，有力推动了中国的改革进程。

整体上看，参政海归基本上都属于典型的精英人士。第一代的留美幼童和第二代的留欧人员都是精挑细选产生的，自不别说，其后的留学人员，不论公费与自费，也多为国内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他们所去国家多为欧美发达国家或当时相对发达的苏东国家，系统的现代学术训练和发达国家的学习经历使他们拥有了相当的国际视野和现代意识。艰辛的留学生涯和长期刻苦的研习经历磨练了他们的意志与品质。同时，他们又有在国内接受大学教育或者参加工作的经验，了解国情。因此，回望百年，总体而言，海归人员是优秀的，他们的工作是极富成效的。

“海龟”“土鳖”，唯才是举

海归整体的优秀并不遮蔽某些个体的平庸甚至丑恶，不论过去与现在，庸碌无为、弄虚作假甚至贪污腐败的从政海归总是不乏其人。海归人员众多的优点也不能代替其亦已存在的不足。比如，由于长期居留国外，某些海归可能存在国情生疏、人脉不足的问题。

同时，优秀的海归人员并不排斥优秀的留守人士。大部分高官并非海归，但谁都无法否认他们的出类拔萃。同时，随着国内教育体系的迅速改进、学术研究的迅速发展以及通讯的日益便捷、资讯的日益发达，海归人员对于留守人士的相对优势日渐缩小，我们更不可以身份取人。

是否任用海归，能力是惟一标准。英雄不问出处，“海龟”与“土鳖”，唯才是举。所以，有些地方政府拿出专门岗位只用于招聘海归人员的举措，既无必要，也不公平。

(作者为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