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非遗后时代”保护是学者的时代担当

2　 文化就得踏踏实实做事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收集、整理过程中，您认为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什么？

冯骥才：首先是应该立足田野，即与我们的文化共命运。民间文化在田野，不在书斋。专家应该在产业和市场的前面做源头记录的工作。我们保护文化遗产，不是拿它发财，而是要留给后人共享。我们必须要让后人知道我们原来的东西是什么样子。在城镇化进程中，我们需要记录。自始至终伫立于田野之中，才使得中国木版年画普查成果达到如此厚重与充分。

其次要为民间文化作学术的支撑。知识分子最知道我们五千年的精华是什么，也知道什么是我们文化真正繁荣的源泉。任何文化都分为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两种，精英文化是经典的，而民间文化是需要专家帮助和支持的。如果没有专家支撑，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自己并不了解该文化的重要性，需要专家来解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有1000多项，据我了解，起码2/3的文化遗产背后是没有专家支撑的。

当社会过于功利的时候，文化良知就要成为强音，专家学者要在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勇于承担责任，走进民间帮助艺人传承与弘扬民间艺术，这也是知识分子的时代担当。

我经常会问：“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文化意志？”现在的“非遗”保护经常会和“政绩”结合，转化成GDP，这就失去了其推进文明及繁荣自身的重要使命。

最后一点是呼唤文化自觉。如何避免“文化自觉”变成一个空洞的口号？我认为，文化自觉就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和文明于人类的意义必不可少。我曾经呼吁：当社会迷惘的时候，知识分子应当先清醒。知识分子对社会文明和精神负有责任，没有责任感就会浑然不知，有责任感必然深有觉察，这便说到了知识分子的本质之一，即先觉性。先觉才会自觉，或者说自觉本身就是一种先觉。我们说责任，当然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而是要去承担。保护不仅是专家的保护，而是要去促进全民的保护。

3 “非遗后时代”的保护才刚开始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怎样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关系？

冯骥才：从表现形式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体可分为“可进入市场的”和“不可进入市场的”两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进入市场并进行商业化经营，关键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自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产业化开发确有矛盾的一面，但只要将“保护”与“开发”工作分开来做，就很容易实现双赢。

现在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非遗”就是一种资源，推到市场就是保护和发展，甚至出现不合规律的“打造”，使其失去了文化内含。

把遗产挖掘出来进入名录并不是终极目标，真正的保护其实是刚刚开始。这之后，我称之为“非遗后时代”，这时的重要任务就是科学保护、广泛传播、利用弘扬和学术理论支撑这四方面的工作。我们应该趁文化源头还存在的时候绕开市场直接进入。理论研究阶段有两点要义：“生活创造，文化认识”和“民间创造，精英挑选”。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是百姓在生活中创造的民间文化，但要从文化的高度认识，以精英的眼光挑选，才能去芜存菁，找出真正有保护价值的珍品。这样，将来民间文化一旦进入市场，我们还知道其最原始、原汁原味的样子。中国很多传统文化都是传统手工业性质，如果不按照原有的产业性质发展，而是作为文化资源去追求利润最大化就会变质了。以陕西皮影为例，进入了“非遗”名录，一些地方就不再使用手工刻制皮影，而是用机器压制、批量生产，手工的性质发生改变，文化遗产实际上也就变质了。文化保护与产业发展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使人们生活得更快乐，而不仅仅是在经济上争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