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改革是共产党的宿命，不能争论”

改革复杂

现在是改革布局制度化突破前夜

小平是通过革命领袖的个人威望来聚集改革共识，而现在更需要各方协商达成改革共识，普通公民对改革的共识远超1992年小平南方谈话前

南方日报：有人认为，现在谈改革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少，是不是我们现在的再出发再改革缺乏广泛的共识和动力？

任剑涛：当年为什么改革显得那么悲壮，是因为国民经济几近崩溃，没有生存可能了，不杀出一条血路就是死路一条，但没有料到后来一路光明灿烂，喜出望外，带来的一种改革心态是涣散的。这也是最近十来年我们稍微对小平南方谈话掉以轻心，或者没有随时回去品味，没有通过深刻体会而继续推进改革，而去大谈特谈既有制度优越性的原因所在。

实际上，对于未来发展，我们将遭遇到两重困难：第一是转型陷阱，第二是中等收入陷阱。转型到一定阶段，分析制度的有效性和无效性之后，我们往往容易被有效性惊呆了，而忽略了无效性。摸石头摸惯的人只顾着摸河里的石头，而忘了自身最终目标是需要过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很容易对旧的制度产生念旧的情结，而忘记了我们对制度突破本身还在探索之中。

第二是中等收入陷阱。人均年收入达到3000美元到5000美元的时候，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政治参与要求高了，但参与的热情和不能够参与的挫折之间呈现出无所作为的状态，而提供个人发展的更大空间的可能性此时又还没有展现出来，这个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谈改革呢，怎么改呢？所以从国家层面来看，要有顶层设计，同时要有制度摸索、效果展示加以兑现。

南方日报：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现在改革面临的处境与小平南方谈话前有某种相似之处，您认同否？

任剑涛：小平南方谈话和现在改革面临的处境有一个结构性区别，虽然改革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但是促进改革的路径各不相同。小平南方谈话的意义永不磨灭，但是现在的改革是制度推进，而不是依靠革命领袖来推进。

制度化的时代，中央领导需要以法治化的手段来规范它，来激活它，个人的作用在明显下降，体制的作用在明显上升。小平改革是打破既有制度的改革，而我们现在要形成妥协的共识性的改革，小平是通过革命领袖的个人威望来聚集改革共识，而现在需要的是各方来协商并达成改革共识。

我认为，今天中国公民认识到的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远超1992年南方谈话前普通公民对于改革的认识，那个时候的共识更多是精英共识，而目前是全民共识，可以说目前改革的动力是更足，而不是说不足。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蛋糕已经做大了，要做得更好，分得更均，分得更满意，而且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教育需要同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这个时候是中国改革精心布局的状态，我认为是制度化突破的前夜，而绝不是不改革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