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丰银行日前发布调查显示，中国内地中产阶层正日益壮大，2006年为3500万户，有望在2016年增至1亿户。调查者将中产阶层定义为20至49岁之间、个人年收入在6万元至20万元之间的群体。不过，这个“好消息”并没有让人振奋起来。在相关评论里，我们甚至还听到不少冷嘲热讽的声音。

    记得几年前，中国社科院推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时，许多人对中产阶层的成长抱以无限希望。有关橄榄形和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的分野也渐渐为公众所熟悉。随之而来的广泛讨论同样让人们达成两个共识：其一，中产阶层的扩大无论对社会的稳定，还是对文化创造而言，都有着深远影响；其二，中产阶层并不只是经济或物质层面的中产，同样包括精神与文化层面。

    为什么短短几年间，人们对“中产阶层”这个“幸福标签”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排拒？为什么许多“老中产阶层”的幸福感在渐渐消失？

    显然，这种变化与近年来的高房价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房产固然也是一种资本，但对每个自住者来说，这与其说是资本不如说是必需的生活成本。只要继续在中国生活和居住，高房价实际上是在放逐人们其他方面的生活权利，让后者不得不为高房价让路。而在“放逐其他生活权利”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开始意识到自己变成了“夹心层”。

    所谓“夹心层”，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同样以高房价为例，显然，中产阶层并不像真正的富裕阶层那样，可以在高房价面前胜似闲庭信步。然而，从社会政策层面来说，按照现阶段的住房保障政策，中等收入者在商品房市场买不起房，又不符合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条件，处于一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尴尬之境。不久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新浪网新闻中心联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超过八成的被调查者认为对经济适用房购买者的收入要求过于严格，不应该将很多实际上买不起商品房的“中等收入群体”排除在外。

    进一步说，中产阶层不像穷人那样，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政府解决自己的困难，又不能像有钱人那样，有大把钞票保障自己高品质的物质生活。中产阶层只能挖掘自身的效率，DIY自己的生活必需品。为此，绝大多数人不得不起早贪黑，透支健康。如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郑永年先生近期指出：“中国的中产阶层本来就不大，但现在则面临着再次无产阶级化的危险。”

    此外是一种相对“挤压感”或者“剥夺感”。转型社会中，中产阶层的另一个属性是不容忽略的，即他们不只对国家与社会有“稳定”作用，而且对家族也有“稳定”作用。由于中国仍处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大转型之中，中产阶层对于“以家庭为宗教”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救济意义。在很多时候，他们不得不为一个大家族无条件地担负起“第一政府”的角色，比如教育，医疗，甚至其他生活必需品。然而，就在他们不断地救济以亲缘为纽带的底层社会、为政府担起责任的同时，却发现自己不得不以“富人”的身份向政府上交更多的税收。

    或许只有此时，我们方能更深切地体会到，中产阶层不仅是先进文明的推动者，同时是底层社会的救济者。如果能够充分认识到中产阶层的时代内涵，以及他们对转型社会的担负，就不难发现，“保卫中产阶层”的意义并不止于保卫3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更在于从社会着眼，关涉中国的现在与将来。

    “被抛弃的中产阶层”来自于法国总统萨科齐的《见证》一书。该书曾经为萨科齐2007年的成功竞选立下汗马功劳。而书中有一小节即为“被抛弃的中产阶层”。

    无疑，中产阶层成就了法国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进步。但是，萨科齐同时也注意到，自从1975年结束“光荣三十年”以来，法国政府犯了一个重大决策失误，这就是逐步中止了针对中产阶层的社会政策，其结果是，在进入21世纪以来，法国中产阶层的社会绝望感已经赶上了贫困者。尽管中产阶层还有钱去缴税，尚够不上领政府补助的贫困线，但他们却也遇到了诸如就业安全、购买力、进行高级培训、职业融入和子女生活安排等一系列问题。而背后真正的危险是，当中产阶层停滞不前，整个国家都处于冻结与僵化之中。(熊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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