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央刺激内需的政策已经全面铺开，积极财政政策再次担当主角，预计到2010年底中央财政将安排投资11800亿元，并带动包括地方财政、信贷资金、社会资本在内的约4万亿元总投资规模。

    政府如此的“大手笔”显然是多年未见的，似曾相识的是，上世纪末为了应对国内外不利因素，自1998年到2002年中央曾经每年发行千亿以上的特别国债，用于投资以刺激内需。

    回顾历史，2000年中国走出经济低谷是靠政府投资的拉动，而之后的经济繁荣周期则是依赖1998年以来的房地产市场化改革。虽然房地产的拉动作用已经难复当日辉煌，但可以预计，在各级政府的“投资热情”之下，以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支持下的政府投资，要把经济从下滑轨道上拉住并不太难。

    然而，在国家发改委门前突然“门庭若市”之时，我们仍有必要重新探讨政府与市场边界这个永远的谜题。

    众所周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对于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的反思，虽然学者对此的口水战不断，但一方面客观来看，过度的政府干预总是会带来某些弊端，另一方面在事实上，危机之后的受影响国家也普遍出现了政府主导和中央集权相对弱化的趋势。

    从政府财力比重的角度来看，从1978年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经历了“弱政府化”的趋势，而此后则进入了“强政府化”时代，尤其是1998年以投资扩大内需以来，政府主导观念逐渐在各个层面铺开，这在2007年以来的经济调控中也体现得很明显。就宏观调控政策的运用来讲，其行政性都有所增强。例如，对于货币政策，包括利率在内的价格型政策虽然频频使用，但却由于政策传导机制有缺陷，往往难以奏效，最终政策制定者发现使用得心应手的，仍是传统的信贷控制手段。另外，就政府内部机构改革来讲，也难以走出低效率重复的怪圈，对旧体制的弊端有所复归。在精简人员和机构的过程中，通常难以摆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状况。

    欧美政府为了救市采取的一系列“国有化”措施，似乎进一步支持了“强政府”的效率命题。如果本轮刺激内需仍然走此前的老路，那么虽然短期内能够避免经济下滑风险，但掩盖和带来的长期潜在风险确是巨大的。

    为了避免自1994年以来的“强政府化”周期再次无限延续下去，未来恐怕需要更关注三方面问题。首先，本轮以政府投资拉动内需的努力，其伴随效应之一应该是降低政府储蓄，减少政府集中社会资源的规模，而非增加和扩大政府财源。近年来，从国民经济资金流量表中，可以看到政府部门长期存在净现金头寸，这意味着大量的资金配置是通过政府进行的，并且滞留在政府部门。所以，增值税转型之类的“让利于民”改革才是正确选择，加上投资增加的压力，应共同促使中央全面精简政府功能，真正相信市场并让市场自发配置资源。

    其次，本轮投资应该伴随“两基一支”(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和城市公用设施建设领域的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全面允许民间资本介入。如果仅强调政府投资为主，那么只能继续强化让人头疼的地方政府投资冲动怪圈，大量的资源浪费在“精明”的拍脑袋决策中，而投资领域的市场化建设总是步履维艰。

    最后，本轮投资应避免对“消费”的挤出。我们知道，2007年以来消费保持了较快增长，表明了近几年一系列培育居民消费的政策在起作用。但近期消费已呈现了后劲不足的迹象，突出表现为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下降，也是居民收入预期弱化的结果。如果政府仅为了保障短期投资的资金需要，而减少对消费的支持，包括增加居民收入等直接支持，以及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等间接支持，那么必然会阻碍居民消费升级与社会福利改善的现代化改革。(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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