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生与死的观念,似乎一直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古人曾说: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从传统价值观出发的。但我想提出思考的是:对于个人,生与死的观念是不是该一直用这个价值观来衡量?
我先举个例子:50版60版的人一定都记得中国第一届少年大学班(11岁上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宁铂先生,前些年,这个曾经在粉碎四人帮时代后第一个上少年班的“神童”选择了以出家的方式度自己的余生。在很多人看来,这无法理解,可在宁铂的那些功成名就的同学来看,这未尝不是宁铂先生对余生的最佳选择,因为他要寻找的是一种自己心灵的宁静,而出家为寻找这种心灵的宁静提供了平台。
再把话题拉回到今天的主题上来。
25日中午1点过,重庆《红岩》杂志社总编室主任、知名女作家王英(笔名越儿),在四川参加笔会后,因笔会过程中有人开她玩笑,出言讥讽且玩笑开得过分了点,让她受不了,回到重庆的家里,便从14楼纵身跳下结束了她38岁的年轻生命。(来源:华西都市报 )
王英到成都参加散文家论坛,23日在锦里留影
事情发生后,有人惋惜,有人感慨,更多则认为风华正茂的美女作家为何就此轻生,是不是对生命太不尊重了?
其实,作家因某种原因选择以自杀的方式了结生命的例子已很多,并且还引发了后人们以各种方式去解剖这一现象。从屈原到海明威、到老舍到三毛到华裔女作家张纯如, 再到去年的湖北诗人余地昆明自杀,一直让人们扼腕叹息。可事实上,每一个自杀的作家背后都有很多复杂的原因。而每一次用传统价值观念来衡量,这些人以自杀这种方式结束生命都是非常有失一个作家的水准的。但我想说的是:在对于每一个个体的人,我们是不是不该用太多的指责来面对这些天堂上的灵魂?我们是不是也不该去大惊小怪哗众取宠?
无论是情感还是压力又或者是当初的环境,一个作家在这个世界上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她)对自己的价值观已经完成了最终的研判,选择自杀处理自己的“皮囊”,这也是他的权利,我们应该尊重这种权利。比如:她认为自己有生之年已经实现自己的价值,存在已没有必要,他选择去另外的世界寻找自己的新的“人生”,这对于他来说,也许活着比离开这个世界更有意义,所以他去了。
当然,从我们这个社会体系来说,这似乎是一种消极的价值观,是不值得去提倡这么做的。但我想说的是:每个人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当然也就包括对生与死的观念以及对其方式的选择。所以,即便是作家,也不例外,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而不是在背后指指点点,品平论足,该干嘛就干嘛去,又何必大惊小怪呢?(昆明张三)
(责编: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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