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有个叫叶匡政的诗人发表了一篇《时评正成为一种脑残文体》的文章（笔者认为，其实也是篇很典型的一篇时评）。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反对的，也有支持的，还有中庸骑墙的。参与讨论的人，大概都是时评作者、媒体编辑和“名家”、“大家”。有的笔者细细看了，但又忘了；有的粗略瞧了瞧，有个大概印象。觉得公说公有理，婆说理有长，莫衷一是。

　　笔者认为，从“恨铁不成钢”、希望多出些有成就的文人的心理角度来说，叶先生说的有点道理。不过，笔者认为，人各有志，不能强求别人都像叶先生一样去写诗，当诗人；更别寄希望于所有时评人都改行写杂文和小说。如果诗人、杂文家和小说家太多了，也就不值钱了。更何况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诗人、杂文家和小说家的。因此，笔者觉得叶先生有一种一厢情愿的情绪，应该放弃。否则，郁闷在胸，不利于身体健康。

　　更主要的是，叶先生作为一个诗人，把时评作者比如成叭儿狗——用如此露骨的文字挖苦和讽刺时评作者，笔者认为，有点不厚道，也缺风度。也难怪会有人反唇相讥说“叶匡政傲慢”。

　　一个偶然的机会，工作之余，笔者有时也写点时评。但是，笔者从来没有想过会遭到这般谩骂。恩格斯赞扬马克思之伟大，其中之一是，马克思“对诽谤、诅咒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像笔者这样的常人是达不到马克思那种境界的，否则，笔者也就成伟人了，用不着这么卑微地生活。更何况恩格斯还有后半句——在万分必要时，也给予答复。

　　基于伟人的教诲，笔者认为，对于还在争论时评是不是“脑残”的人，有必要“给予答复”。

　　笔者认为，虽然时评经常雷同，有的时评的确有一种“脑残”的迹象，但是，这就像人的一生要经历很多“年复一年”的春夏秋冬一样，社会积弊也这样重复着，有时，时评雷同和“重复”是不可避免的。更重要的是，时评不仅仅只是一种文体。它是网民对各类社会积弊表达看法的一种工具、渠道或载体，想到什么说什么，认为应该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用不着考虑那么多。

　　众所周知，如今潜规则太多了，网民生活也很不容易，如果连行使表达权也要考虑是不是会被人骂作“脑残”，干脆大伙都别要表达权了，让诗人、杂文家和小说家等社会“精英”写些深刻的和永不过时的“思想”替大家行使表达权。这能成吗？

　　更何况，时评注重时效性和适用性，不必过分讲究“思想”是否深刻，更不必冀望所有的时评能流传千古、照耀后世。

　　“周老虎”一拖再拖，网民持续不断地撰写时评穷追猛打，能有发掘出什么“思想”？无非坚持一个真理、寻找政府诚信基石而已。个别地方的豪华办公大楼被曝光后，网民纷纷亮剑，一时口水满天，猛烈抨击豪华办大楼里的官员，能寄予什么“思想”？无非图个快意“官”仇、对当事者提出控诉而已。“魑魅魍魉2009”贴出“公务员出国考察费用清单”，网民“一哄而上”，对公款出国游大张挞伐，能找到什么“思想”？无非宣泻一种情绪、表达一种看法而已。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保障公民的表达权。笔者认为，有的文人不妨把那些“不争气”的时评作者当作一个俗人，不妨把时评当作新时期的一种表达方式，当作草根的一个宣泻方式。

　　笔者认为，如果文人能这种眼光来审视时评和时评作者，来看待时评作者内心的勇气和良知，也许时评作者在你们心里不再是一只用“一双黑色眼睛翻翻白眼”的叭儿狗，同时，自己心理能得到不少安慰。（王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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