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心步盖茨、巴菲特后尘，不料却被人质疑作秀，这终是一种遗憾。但我不认为这是民意的病态反应，这是因为，在一个缺乏责任约束的语境中，公众的质疑只是其本能的反应。

　　或许有人说，为什么盖茨、巴菲特的善举只闻喝彩不见怀疑？问题的实质是，西方社会已经形成了良好的责任约束机制。这一责任首先表现为良心，公司对股东承担着社会责任；而良心的形成与人种无关，按朗咸平教授所说，这源于美国从1932年推出的严刑峻法的法案，用法律逼迫着职业经理人不得不有良心。回到慈善话题上来，盖茨、巴菲特捐赠就是捐赠，他们不会也不敢丝毫作假，倘若有些许糊弄，那么即使贵为首富，等待他们的也将是身败名裂。

　　然而，在我们身边，这种约束机制并没有形成。据称，国内一家知名企业的创始人就以他的名字创立了一家基金会，但是事后人们发现，这个原先承诺用于慈善的资金，此后竟然被抵押给了摩根士丹利。很难不让人怀疑，在“现金为王”的今天，曹德旺会否也在暗度陈仓？

　　在缺乏责任约束的现实下，富豪捐款受疑只是寻常事。这里，公众针对的不是哪一个具体富豪，而是对事不对人。从这一意义上说，曹德旺应能释然，应该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让公众看到一个诚实、守信的富豪形象，从而为整个富豪形象的转身贡献力量。当然，我们更希冀公众能以更乐观的心态看待富豪的捐献，但这种乐观是需要条件的，而条件就是健全有效的责任约束体系。如何才能建立这一体系？无他，惟严刑峻法而已。（毛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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