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记者最新调查发现，目前在北京计划生育工作的执行中，还存在着诸多难点，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流动人口、名人富人、涉外婚姻的计生工作难题。

　　名人、富人超生问题在一些地区已经成为顽疾，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主任张维庆曾表示，社会上一些名人、富人超生、多生问题会对大众生育观念带来不利影响，动摇计划生育成果、影响社会公平。尽管有的地区也曾对此加大了处罚力度，但为何名人、富人超生现象还是屡禁不止呢？

　　首先，这与根深蒂固的旧观念有关。中国人有讲究传宗接代的风俗习惯，认为儿子是自己的“根”，一些地方的“超生游击队”，之所以生了还生，就与不惜代价也要生男孩的观念有关。不少名人、富人同样有多子多福的旧观念，甚至对超生问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日常生活和新闻报道中，不时可以发现各类明星和富人公然谈论炫耀自己有几个子女就是明证。

　　其次，属于处罚性质的“社会抚养费”对名人、富人形不成足够的压力。如2007年安徽就出台了处罚规定，对富人超生一律予以重罚，一个私营企业老板因此付出了60万元社会抚养费的代价。早在2002年9月，广东省在全国率先推行了对高收入阶层超生加重处罚的措施。一般城镇居民超生一个子女的，对夫妻双方分别征收当地收入平均水平3倍以上6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但这些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处罚办法对一些私营企业主、矿主而言，只是其财富的“九牛一毛”，实际上，这种处罚相当于让富人掏钱买了生育指标。

　　要解决名人、富人超生问题，必须跳出旧的思维方式，尽快制定和完善针对名人、富人群体超生的新举措。具体而言，有必要将超生问题上升到社会信誉的高度，与银行贷款、商业信誉等挂钩。名人、富人一旦超生就可能面临经济收入下滑或经营破产的风险。同时，要加大媒体曝光力度，不但让超生的名人、富人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还要承担声誉上的损失。只要真正动脑筋、想办法，并抓到点子上，名人、富人超生现象是可以遏制的。（毕晓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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