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炯 绘 来源：人民日报

　　日前，14名记者获得云南省级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新闻监督护照”，他们作为特约新闻观察员，今后在全省法院系统采访时可以享有更大便利。 　　

　　不得不说，这14名记者是幸运的。因为手中有了省高院院长签发的“护照”，进行有关法院的新闻采访就能获得格外“优待”。比如，全省各级法院应当及时向特约新闻观察员通报、介绍法院工作的有关情况，公布本院的重大决定、重要举措、重要案情和工作部署等；特约新闻观察员到全省各级法院进行正常工作采访，被采访法院应当给予支持、协调、配合，不得阻挠、干预合法采访；需要直接约请法院院长和主管领导进行采访的，相关法院应当提供必要协助；对特约新闻观察员提出的各种意见、建议和批评，全省各级法院应建立舆情通报制度，及时拟定书面意见报送院领导，并向特约新闻观察员反馈处理情况。

　　上述规定都由云南省高院出台的相应制度明确要求，可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省内各法院谁敢不遵章处置、小心应对？从有利于14名记者正常开展工作的角度看，这些规定无疑提供了很多方便，给予了很多配合，想必在这样的支持下，新闻监督一定会更加全面，更加到位。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上述规定又不免让人心生一丝担忧。据说现在仅持有官方颁发记者证的记者就有数万之众。在信息化时代，记者早已是采写新闻、传播信息、舆论监督的专职人士。他们活跃在各行各业和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是社会生活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单单是这14名记者受到省高院的青睐，而那些数量庞大的合法记者的正常采访监督活动如果得不到同等“关照”，岂不是有厚此薄彼、歧视对待的嫌疑？

　　为极少数受聘记者提供采访便利，譬如信息有限通报，纵然没有经济上的支持，但在注意力经济时代，独家新闻线索或报料，足以让个别记者和媒体获得更多经济利益。作为私人这样做应该没有问题，但作为公权力机构的法院，手中有关公众关心的案情等信息是公共信息，该公开的必须依法向社会公开，而不应该有选择地通过非公开方式向某个记者透露。

　　近年来，随着政府信息公开力度的加大和新闻舆论监督的加强，如何面对代表公众利益的记者，如何接受新闻舆论监督，成为考验各级政府机关、司法机构是否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司法为民的试金石。除了极少数机构部门出现个别干扰、阻挠甚至打击报复记者行使舆论监督权的现象外，绝大多数党政机构、司法机关对新闻舆论监督都是欢迎和配合的。但也要看到，对这种党和人民授予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当前却正在出现一种名为再次明确，实为限制约束的倾向。一方面给人一种误解，好像各级党政机关如果不再明确一下，新闻媒体就不能合法行使新闻舆论监督权，客观上削弱了舆论监督权的普遍性；另一方面，正如云南省高院签发“新闻监督护照”之类的做法，事实上把记者分为“持照”和“不持照”，形成了歧视性区别对待。

　　我们相信，包括云南省高院搞“新闻监督护照”等做法，出发点都是好的，都是想更好地通过记者的新闻采访、舆论监督来促进各自部门的工作，让社会满意，让群众高兴。但恰恰是这样的认识，暴露出问题的症结。新闻舆论监督不是哪个部门为了搞好工作可以随意拿来使用的工具，趁手则用，不合意则弃。它是党的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代表党和人民的利益，宣传政策，反映民声，实施监督的重要力量。自觉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是各级党政机关、司法机构的义务。把义务当权利，把必须做的事当成可做可不做的自由选项，反映出一些部门和干部头脑中对新闻舆论监督的认识还有不全面，理解还有不到位的地方。

　　消除误区，准确把握新闻舆论的丰富内涵，善于处理协调和新闻媒体的工作关系，积极主动地面对新闻舆论监督，才能真正把新闻媒体变成助推本职工作的有力帮手，才能赢得社会公众的更多理解，更大支持。（王甘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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