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是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标识，内含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生命的DNA。它不仅展现出了世界各国人民无限丰富的创造力，而且体现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世界的文化生态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蕴涵民族精神家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猛烈冲击，有的正面临着消亡危险，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

　　端午节是中国古老而重要的节日，起源中国并传承至今，形成一系列丰富的节日文化。但韩国的“江陵端午祭”也有着一套完整的、与中国端午节既有关联又有差异的民俗活动。中国的端午节主要纪念的是伟大诗人屈原并在全国各地有着丰富多样的内容和形式，可谓普遍性与地方特异性并存；韩国的“江陵端午祭”是从酿制神酒开始，主要包括在大关岭举行的萨满祭祀、祭拜山神以及大关岭国师城隍和女城隍等一系列祭祀仪式。中国端午节民俗活动有包粽子，赛龙舟，挂菖蒲、艾叶，薰苍术、白芷，喝雄黄酒，儿童戴荷包、五毒兜兜等，意在驱毒辟邪；韩国的“江陵端午祭”活动则有官奴假面戏、农乐竞赛、鹤山奥道戴歌谣、拔河、摔跤、荡秋千、汉诗创作比赛、射箭、投壶等，多为民众娱乐活动。

　　诚然，中韩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交往历史悠久，两国在政治制度、法律、哲学、宗教、教育、文学、语言、艺术、科学技术、礼仪风俗等方面的交流与融合都非常广泛和深刻。而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历史上，以儒家思想与汉字系统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曾是韩国的官方文化，许多韩国大学者都精通汉文化：以崔致远为代表的新罗诗人曾与中国唐代伟大诗人一起创造了唐诗的辉煌；被尊为“高丽李太白”的高丽朝大诗人李奎报（公元1168—1241年），在其50余卷的著述中，收录汉诗2000多首，他把“李杜”视为“日月”，在其许多诗作中表达了对李白由衷的崇敬。另外，在中国佛教徒心目中享有无限崇高地位的地藏王菩萨是与新罗国太子金乔觉（公元696—794年）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金乔觉于唐中叶渡海来安徽九华山苦修数十载，圆寂后被尊为地藏王，至今香烟不断。

　　对儒家文化的尊崇是韩国长期存在的历史文化现象。明清之际，中国发生民族文化大动荡、大交流，韩国文化人认为“华夏文物，荡然扫地”，慨然以“小中华”自居，将延续“汉家衣冠”、保存汉文化视为己任，在被迫“剪发蓄辫”的中原大地东面，朝鲜半岛坚守着儒家礼仪和有明一代的文化，成为汉文化在东亚的优秀继承者。

　　在韩国成功申报的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宫廷宗庙祭礼乐”中，较完整地保留了来自儒家的中国古代礼仪文化的精神和风范，不但是儒家慎终追远、敬祖孝宗思想的体现，更是“八佾舞于庭”礼乐形式的延续和传承。而在中国，这样的皇家祭祖仪典却早已中断。

　　这些现象是中韩两国人民友好交往、互相影响的历史证明。也正因为如此，中韩两国的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具有同源性、相似性甚至同一性，属于两国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朝鲜族“农乐舞”及象帽舞、长鼓舞，在韩国也同样留存。还有一些项目，因历史上曾长期互相影响，现已难分彼此，甚至“水乳交融”。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中韩两国谁申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不仅仅属于中国或韩国，而且属于世界。在中国民间，为争夺前辈遗产而引起的纷争常常被人不屑。同样，为保护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引起纷争，不仅有违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初衷，更有愧于我们的祖先，有愧于这些伟大文明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我们也应该像我们的祖先一样，互相学习，彼此尊重。在申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过程中，两国的学者更要客观、公正、科学地对待历史、尊重历史，弄清古今源流之变，以宽广的胸怀，引领公众，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倡导文化的包容性和多样性，对两国共有的项目，可以由两国政府在学者的参与下争取共同申报。

　　中韩两国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两国文化交流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良好的现实环境。在漫长的历史中，两国人民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共同为东方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在弘扬东方文化、扩大东方文化在世界的影响方面更应携手努力。（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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