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喜欢瞎琢磨，有一段时期我对研究世界各国的“特色”产生了兴趣。

　　比如我发现“偷砍电线卖钱”是某些发展中国家才有的现象，在发达国家就看不到。以“帮办北京户口”为名就轻易骗了央视女记者的财和色（《新京报》5月24日），这又是个别“严控户口”的地方才独有的新闻。而中国农业银行阜阳分行腾达支行负责人李群居然凭着不明不白的条子“借”了1.65亿元（《新华每日电讯》2009年5月21日），“腐败猖狂程度”虽然赶不上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余振东的四亿美元，但在“开创腐败花样”方面，不能不算是另辟了“蹊径”。一个“借”字，多规矩多好听呀。

　　当然，我国的整个形势（包括社会治安）还是很好的，对此应该没有怀疑。但比较起来，在我国的“个别地方”，腐败分子好像似乎猖狂得多。欧美诸国官员的清廉，连我们主流媒体也公认，再说就是炒冷饭了。反正那里的腐败分子坏蛋们整体看来远不如中国的成克杰、黄松有、余振东们猖狂。三年前美国众议员坎宁安受贿240万美元，“是美国国会历史上少见的大案”（新华社华盛顿2006年3月3日电），其金额折算人民币也不过1800万元左右，只相当于李群“借”到的九分之一，或只等于余振东的十九分之一。

　　从逻辑分析，无非三种可能：一是某些国家坏蛋的智商不高，“猖狂”不起来。有没有可能呢？有，但可能性不太大。二是那些国家坏蛋智商特别高，“猖狂”以后做到了不被发现，大家都不晓得。这好像也说不过去，因为再高的智商久走夜路也要碰到鬼嘛。三是人家的制度过硬，坏蛋们没办法“猖狂”。这一点是不是才是关键？咱们“个别地方”的贪官们不刮地皮则已，一刮往往就是几千万上亿元。而那里据说还有所谓“制度”。真不晓得那到底是教人如何把人民的钱财“弄走”的“制度”，或者仅仅是令人看起来舒服读起来铿锵的“艺术作品”。

　　当然，不能单纯以坏蛋们猖狂与否来衡量国家的好坏。但反映“个别地方”制度的有效和无效，却并非不可以的。(侯志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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