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武汉一工地5名工人为讨十万元工钱，上演集体跳楼秀。导演这起跳楼秀的男子称，其导演过的跳楼秀不下8次，并数次给媒体报料，媒体一到必然成功。律师称，导演和跳楼者的行为都属违法。（5月28日《长江商报》）

　　这则新闻显示，在三百六十行外又有一个新职业：“跳楼秀导演”！他使得“跳楼秀”

　　从最初真实的、催人泪下的苦情戏发展成为由“导演”精心策划、用虚构情况赚取观众眼泪的肥皂剧！

　　绕过政府部门、司法机关，直接动用媒体力量，形成通过媒体制造的舆论向政府部门施压解决欠薪问题的“路径”，这条“路径”可以说是捷径——既快捷又低成本，我们不得不佩服“跳楼秀导演”的“生存智慧”。但这种“生存智慧”对社会是有害的，不应该得到支持。

　　表面看，“跳楼秀”讨薪，加快了解决速度，降低了讨薪成本，事实上它并非是一个正和博弈，它不过是把巨额的成本转嫁给了社会、公众而已。不论被欠薪者有多少正当理由，用非正常、不正当的手段讨薪都与法治精神格格不入。即使对方违约、违法在先，也不表明以暴制暴是合法、合理的。

　　更可怕的是，“跳楼秀”直接侵害了公众利益，使得这种行为越来越失去公众同情和民意基础。广州发生老伯推“跳桥秀”者下桥事件，阿伯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公众的反感情绪。“跳楼秀导演”的出现，意味着“跳楼秀”的变质蜕化，也必将进一步压缩“跳楼秀”的民意基础，降低政府的容忍度。 （练洪洋）

（责编：刘宝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