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节日中，只有这个吃粽子的端午，是纪念一位文人的。距今二千二百八十七年，阴历的五月初五，屈原扑通一声，跳进汨罗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近代学人王国维在其《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试图解释这位古代诗人之死：“屈子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盖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非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终不能易其志。”

　　而推崇中国文学史上第一诗人的王国维，在距今八十二年前的初夏，马上就要过端午节的前两天，步出清华园，坐黄包车来颐和园，转了两圈，看看周遭无人，与屈原的方法相同，也是扑通一声，栽进排云殿西侧的昆明湖。我一直认为，选择这一天自杀，是受屈原的影响。他之订于初三死，而不是初五死，是这位学人的谦逊。毛泽东有诗云，“莫笑昆明池水浅”，那里的水并不深，王国维跳进去，便一头扎到底。事实上并非溺毙，而是被湖底的淤泥朽草塞满七窍，窒息而死。人们从他衣兜里搜出遗书，上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等字样。看来，屈原“不能易其志”的“志”，与王国维“义无再辱”的“辱”，是使他们两位走向绝路的原因。

　　凡跳井投河，凡没顶自沉，用这种办法结束自己生命者，多为女性，多为弱者。屈原也好，李白也好，王国维也好，稍后一点的老舍也好，作为软弱的知识分子，在压力下，在羞辱下，在无路可走，无以为生的绝境之中，这是最无奈的选择了。自老舍之后，迄今为止，还不曾发生过别的文人，想法淹死自己的类似事情，这，当然很令人鼓舞。

　　我想，可能一，赶上了太平盛世；可能二，大家都不再那么想不开。知识分子天性的软弱，也许没法改变，但拿定主意不死，却是可以咬咬牙坚持住的。这一点，相当重要。每次逛颐和园，走到排云殿的西边，石舫的东面，就会遗憾王国维之缺乏这点认识。既然是“再辱”，先前必有“初辱”，既然发生过“初辱”，领教过“初辱”，忍受过“初辱”，那么，这个“再辱”，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呢？“辱”过和没“辱”过，有质的不同，“辱”过一次和“辱”过多次，则是量的不同。无论什么“世变”，无论怎样“再辱”，完全没有必要一死了之。

　　屈原投江以后的一百多年，汉代的太史公司马迁，埋头为这位自沉汨罗的诗人写传时，膺服他的志，但通过渔夫与屈原的对话，表明了不赞成屈原以死明志的做法。既然那个楚怀王，那个顷襄王，已经把你抛弃了，干吗还要自作多情，魂牵梦萦呢？为什么就不能换一种生存方式，活下去呢！同样的道理，王国维这样有学问的文人，难道想不到这种最起码的常识？那个已经跑到天津租界里当寓公的末代皇帝，甚至不知道你是老几，值得你去效那份无济于事、屁也不顶的忠贞吗？

　　因为，司马迁曾经像屈原一样，忠忱爱国过，忧患元元过，赤心耿耿过，谠言铮铮过，不但没得到好的结果，更没得到好的下场。尽管受到宫刑，关在蚕室，尽管活得苟且委琐，肮脏龌龊，不知比屈原、王国维艰难多少倍，痛苦多少倍？但他不自杀。他知道，天有多大，这世界就有多大；这世界有多大，人们的生存空间也应该有多大。这就是坚决活下去的司马迁，一直等到想整死他的汉武帝驾崩以后才不知所终。

　　中国文人的自杀率，相对来讲，要略低于西方，更低于日本。形成这样一个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有皇帝的那些年代里，中国文人被整肃得太狠了，太苦了；被消灭得也太轻易了，太随意了。因而，物理学的定律，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反倒激发了知识分子特别强烈的求生谋存的能力，只要有一丝活下来的可能，轻易不肯自绝于人民。

　　对不起，恰恰是那些外国同行，由于活得优裕、从容、自在，不那么感到明显的压迫、威胁、镇压，因而稍有郁闷、不快、压抑，就受不了。于是，视生命为儿戏，说死就死。越是大师级的重磅作家，如海明威，如川端康成，如斯蒂芬·茨威格，如法捷耶夫，越是爱用这种方法解脱自己。更有甚者，俄国的第一诗人普希金，第二诗人莱蒙托夫，为了一个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绝对不值得死的理由，而送掉性命。也许外国文人对于各色各样的“辱”，见识得少，经历得更少，忍受得尤其少的缘故，就很轻易地、随便地豁出一条命去。中国文人，从古至今，几乎找不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这种因怄一点闲气而拉开架势决斗的案例。

　　忍辱负重的司马迁，这位无论怎样想不开，也要努力不死，受了天大的痛苦，也要去著书立说的范本人物，正因为他存活了下来，中华文化宝库里也就有了这部不朽的《史记》。如果，屈原在汨罗江边趔趄地站住，听渔夫的话，然后，打道回府，当一个自由作家，不拿楚国的工资，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他的作品就不会仅仅是《离骚》以及《九歌》、《九章》、《天问》等篇。王国维在颐和园长廊的尽头坐上一会儿，然后，叫一辆黄包车，心平气和地拉回清华学堂，那他遗留在世的文集，就不是那几本《观堂集林》了。

对文人来说，功名、财富、声望、褒誉，只能起到短促的兴奋作用；同样，蒙羞、受辱、打击、挫折，也不会达到长效的整肃效果。说了归齐，只有闪烁着自己的睿智，活跃着自己的思想，当然，还有流露着自己才华的作品，才是永久的。这也是软弱的中国文人，最终能够在精神上胜于强大的秦始皇、汉武帝、朱元璋、康雍乾之流的原因。（李国文）

（责编：刘宝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