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手机实名制”的两道坎，共同指向的，其实都是一个如何约束、规范运营商行为以捍卫和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有关部门能否有决心有勇气迈过这两道坎———向那些国字号的垄断电信央企、“最赚钱通信公司”们的利益“开刀”，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广东省通信管理局近日透露，为遏制“信骚扰”、“信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建议通信管理部门实行手机卡销售实名制。据透露，工业和信息化部已会同公安部、国务院新闻办等有关部门联合制定了法律规范，正在等待国务院审批。(《广州日报》6月4日)

作为一种从源头上遏制“信骚扰”、“信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制度规范，手机实名制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应该说是不言而喻、有目共睹的。而作为一个公共议题，有关手机实名制的各种讨论、政策建议，近年来更可谓此起彼伏、经久不衰。

早在2005年，针对社会的普遍呼吁，当时的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便公开表示，“为整治手机犯罪及不良短信问题，2006年中国将在全国范围内启动手机实名制”，而到了2006年10月，信息产业部再次宣称，“今年年内将出台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会对手机实名制作出规定”。

然而，几年过去了，全国范围内的手机实名制仍未真正启动，而拟议中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迄今也并未出台。这正如有关业内人士指出的，“直到今天，手机实名制仍然‘只闻楼梯响’”，“压根就没有启动”。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手机实名制的启动如此之难，甚至在主管部门已经做出明确承诺的情况下，依然迟迟无法兑现？或者说，阻碍手机实名制顺利实行的坎儿，到底是什么？在笔者看来，答案无非是这样两道———

首先，也是最核心关键的坎儿———手机运营商的巨大既得利益。一方面，“信骚扰”、“信诈骗”固然对消费者利益构成严重损害，但对于手机运营商来说，却基本上是一件有利无害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实施“信骚扰”、“信诈骗”的那些非实名手机，主要都是预付费用户———也即须先预存话费才能使用、一旦欠费便会自动停机的手机用户。显然，这样的手机用户，无论其具体使用多么违法，对于营运商而言，实际上是不存在利益风险的。因此，为增加经营业绩，这样的用户，在运营商眼中不妨“多多益善”。

实行手机实名制，虽然对于打击“信骚扰”、“信诈骗”有利，对消费者利益、公共管理有利，但对运营商来说却构成一种非常现实的不利———用户数及通信收入可能因此减少，是一种不利；严格进行手机实名登记，增加运营成本、负担，又是一种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