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第一医院医生李某因医患纠纷被死者家属追赶，情急之下李某从病房的五楼跳到四楼的空调外挂机上，然后再跳到三楼的平台逃走。死者家属称自己当时确实情绪激动，但他并没有打李医生。他只是想让李医生把病历和用药清单给他(7月2日《中国青年报》)。

　　在跳窗之前，这名医生“被死者家属扣留在办公室达两个多小时”，而且，被死者家属威胁“我把你杀了之后，你们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从病房的五楼跳到四楼，再从四楼跳到三楼逃走的过程中，可以想象，这名医生忍受着怎样的恐惧。在楼墙外面跳来跳去的医生，假若一不小心从墙外坠落，又该是怎样的一出悲剧?

　　从广东省深圳市某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戴钢盔上班，到福建南平的医患冲突，再到动不动就有医生被打甚至被杀事件的发生，传递给全国600万名医务工作者的，是怎样一种负面暗示?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多医生不愿意自己的子女从事医疗工作也就不足为奇。

　　医患关系的紧张，有多方面的原因。这其中，既有体制性的问题，也有社会不良风气对医疗行业的影响及医生医德的不足，同时也有部分患者和医生无理取闹，借机勒索的情况。但这诸多的问题，最后都演变为患者方和医疗方的正面冲突。在一例例医患冲突的背后，医生因为被视为“强势者”，其应有的权利常常被忽略和漠视。

　　医生如果天天处于恐惧之中，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据报道，国内一些医院已出现两种趋向:一是医生为避免误诊、漏诊，采取小病“大检查”，这就会增加医疗开支;二是医生明哲保身，不开没有把握的刀，或在各种治疗方法中选择风险系数较低的“姑息疗法”。最终还是病人吃亏，并且加剧本已紧张的医患关系。一个本来就压力巨大的群体，如果在恐惧中生存和工作，何谈医学进步和医患关系融洽?

　　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社会，公权部门应尽最大努力保证公民“免于恐惧”。这对于医生也一样，给予他们免于恐惧的环境，是社会和卫生管理部门的应尽之责。其实，对于医生频频受到的医患冲突中的威胁，不妨向美国学习。美国的执业医生都必须强制购买职业风险保险，一旦发生医疗事故，医生个人不再承担经济赔付责任，患者可直接向保险公司领取经济赔偿。当医患冲突的最后都集中于经济赔偿问题时，让第三方来介入。同时，法律部门也应该对于患者方的过激行为和伤害性行为进行处理。

　　毕竟，让医生生活在恐惧中，绝非我们的期望。没有人愿意让一个战战兢兢的人为我们开方、取药，更不会有人希望在手术台上让一个高度恐惧的医生来给我们动手术。 （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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