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7月4日在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上发表演讲，表示促进消费增长最为关键的就是要增加消费倾向比较高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要平衡收入，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把富人的财产通过财政杠杆转入低收入群体当中。”（7月5日中新网）

　　据说马局长的话在会场上引起了共鸣，却引发了网络激辩。赞赏者有之，质疑者则主要盯住了两点：“均贫富”的思维是否靠谱？为低收入人群增收的话好说，事儿谁来做，怎么做？

　　其实，马局长说对了半句话。当前促进消费增长要千方百计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这句话是对的。根据相关数据，2008年低收入户消费倾向是0.88，高收入户消费倾向是0.64，也就是低收入户拿到100元花掉88元，高收入户拿到100元花掉64元。但与这种倾向相反的则是财富分配的“二八效应”——越来越多的钱集中到了百分之二十的富人手中，而农民工群体、无工作可找的大学毕业生、无新增长点的农民群体，在收入上很难有明显增加。在如此情况下，怎样千方百计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是个难题。

　　但是，简单地“把富人的财产通过财政杠杆转入低收入群体当中”肯定不是好答案。其一，这句话很容易强化社会贫富对立情绪。我们警惕两极分化，但不等于只有此消彼长的均贫富，才能给低收入者增收，这句话有很大的误导性。其二，通过财政税收杠杆，让富裕阶层回馈社会，但不等于说这些财富直接就“转给”了低收入群体，实际上税收起到的作用是加强公共事业，与直接的收入转移不能同等而语。其三，社会情绪对“富人财富”不满的最主要部分是各种不法收入、灰色收入，包括各级官员“超国民待遇”的一些财富，而这些显然不是正常财政杠杆所能触及的，简单讲强化财政杠杆实现收入转移，首当其冲的很可能只是一些勤劳致富的中产阶级。

　　从这个意义上讲，“智库”精英们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税收均富”上，而应该讨论具体还富于民、推动低收入人群增收的办法。马局长有一个认识是对的：穷人不敢花钱，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健全，大家在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上的压力还太大，“2008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政府的比重为百分之七点五，而德国超过五成五，美国超过三成。”这是应该主要呼吁的地方。

　　除了加强“兜底”，还必须有针对性地考虑加强低收入人群“造血的能力”。比如，很多人不切实际地简单否定劳动密集型产业、制造业等，把做裤子做鞋子渲染成“落后生产力”的代表，就中国目前在国际经济结构中位置而言，这种不切实际恐怕得不偿失，政府必须扶持能增加就业的产业的发展。另外，有社科院研究资料显示，中国四成多中小企业在生死线上挣扎，而中小企业吸纳的是75%以上的城镇职工就业。在当前，“保就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保增收”。

　　除此之外，在个税方面明显降低低收入阶层的税负、在国有企业方面通过分红方式向民众与公共事业转移企业利润、在创收方面积极开拓各类财产性收入的通道，都是推动低收入群体增收的重要举措。

　　总之，用更多的社会保障投入、用更有就业针对性的扶持政策、用各类财政手段减担子，千方百计还富于民，才能促进消费增长，充分利用好中国13亿人口这个“大市场”。 （毕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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