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政策还未施行，就已面对如此大的舆论压力和民意的不信任，这多少算是一种信任危机。而社会上弥漫的这种信任危机，又是由一个个践踏规则的违法违纪案件累积而成。仅就高考高招方面而言，今年就频频爆出种种“弊案”，从罗彩霞被冒名顶替上大学，到浙江高考公示出的航模加分的权贵子女加分俱乐部，还有吉林松原考场的集体“买场”事件，再到日前引爆舆论的重庆高考状元加分作假事件，这些个案如一个个重磅炸弹，掀起舆论的滔天巨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当法律都不能保障公正时，道德信誉的力量是何其微渺？只要将以上高考弊案的镜头粗略回放一遍，我们就能发现每一起事件中，都有特权肆虐，公权失范，钱权媾和的影子。既然在拿录取通知书，在航模、少数民族加分以及高考监考等环节，都能出现这么严重的舞弊情势，那么现在校长直接推荐上北大，无疑是比上述“特权”更厉害的特权，我们何以相信一个校长的人格和信誉呢？

　　应试教育的大环境没有变，各个校长们被当地行政权力掣肘的情形没有变，每个人在缺乏监督时，本能的逐利冲动也没有变。这些基本条件不变，只是变了一种推荐上学的途径，那么高考公平与社会正义如何保证，这种推荐的公信力又何在？ （李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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